人民大会堂走廊上的金属圆环是干什么的？ 走进人民大会堂的人，眼睛多半被大场面拽走了：东大厅里五十五面旗子排成两行，踩在深红地毯上，亮得晃眼；金色大厅一推门，顶上那颗大红星，被五十六颗小星拱着，像专门等着摄影机来对焦。走廊天花板上那一圈圈金属圆环，谁抬头看它们，算有点“强迫症”。 可每一次挂国画、装灯、布旗阵，工作人员伸手摸的就是这些看着不起眼的小东西。 二〇一八年六月，有人拍到一张照片：十二个汉子排成一条线，托着一幅长五点一米、高二点一五米的巨幅牡丹，在二楼环形长廊往墙上抬。 那画叫《名花竞放新时代》，画着三十四朵牡丹，对着数一数，正好是三十四个省级行政区。 这个回廊一共八件作品，一面墙上两件，两幅书法，六幅画，二〇〇二年大会堂就收藏过同一位画家画的凌霄花。 再往前推，二〇〇五年，钓鱼台里挂起他那幅高二点八米、长六点二米的《总领群芳》，五十六朵牡丹摆满画面，对着五十六个民族。那些画能挂得稳、挂得快，背后全靠天花板边缘一排排金属圆环和滑轨，画框上墙、灯具定位，全往那上头扣。 这些圆环不挑活儿。 时间翻回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中央下决心，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盖一座万人大礼堂，赶在一九五九年国庆之前交卷。 算算日子，不到四百天。 那会儿外头的建筑消息陆续传来：纽约那栋国际大厦造了七年，日内瓦的万国宫造了八年，悉尼歌剧院一干就是十四年。 对着当时国内的生产水平，这个工期，很难不让人心里咯噔一下。 偏偏各地设计单位卯足了劲。 在一个月里，平面方案拿出八十四个，立面方案有一百八十九个，大家一股脑往北京送。起初只打算做一座万人礼堂，后来想到各族代表、外国朋友来到北京，总得吃顿像样的，不好意思只管个便餐，于是又加上一个可容纳五千人用餐的大宴会厅，建筑面积一下拉到十七万平方米。 地块原来是老北京的闹市居民区，繁华街面底下，是三千九百九十三间要拆的房子。 按今天的想法，这是妥妥的“硬骨头”，要谈意愿、谈补偿、谈安置。那时候不少老人回忆，说是“故土难离”，可一听说要盖的是人民大会堂，街坊们心里那股劲上来，搬家搬得很利索，拆迁不到一个月收尾，几乎没什么扯皮。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工地正式动起来。 北京中轴线自一四〇五年永乐帝朱棣营建紫禁城以来，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阵仗。 地质勘探先说挖四米地基就行，挖下去才发现不踏实，必须挖到八米，土方立刻多出几十万立方米。那个年代没有挖掘机和大卡车，只能靠人，一拨又一拨义务劳动者涌来，人数多的时候，一天上工的超过一万五千，三十万人“浩浩荡荡”上阵，扁担、小推车全带着，自家工具自带，自挖自运，土基本上做到“当天挖、当天清”。 这一趟忙完，地基稳了，大礼堂和走廊将来才能撑得住穹顶和那些钢结构。 材料也是一关。 工程定死：全用国产，不许进口。那会儿钢筋水泥都算稀罕物，工地被迫停过工，各地建材厂昼夜开足马力。东北的好石料一车车往北京赶，鞍钢为大会堂特制了四千多吨钢材，重两千多公斤的巨大国徽也运到现场。工地上最后连螺丝钉都是国货。 万人礼堂最惹眼的星空穹顶，在设计时提了两个死条件：厅内不能有一根立柱，高度还得撑起来。负责加工的沈阳桥梁厂接下活儿，做出十二根承重力极强的钢梁，每根长六十点九米、重五十五吨。 现场起吊三次都失败，当时国内没有那么大吨位的起重机，工程卡在那儿。 工人、技术人员围着图纸研究了八天，第四次起吊才把这十二根大家伙送到指定位置。 原本预留了半年做顶棚，结果四十天收工。 整座建筑一九五九年八月完工，九月二十四日正式投入使用，总高四十六点五米，建筑面积一十七万一千八百平方米，周围一百三十四根圆形廊柱。 有人喜欢拿尺子比，说它的建筑面积比故宫还要大，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会堂式建筑，也是广场上最高的那一幢，多少带着一句“人民的利益高过一切”的意思。 名字也动过脑筋，完工前，曾有“人民宫”的提法，听着有点像旧朝代的宫殿。 毛主席一句话点破，“宫”字味道不对，还是“人民大会堂”合适。 自那以后，世界地图上多了一座叫这个名字的建筑，二楼的宴会厅里逢年过节办国宴，能同时摆下上千人的餐具，汉白玉大楼梯一走上去，左拐右拐就是各省区厅，一间一间排开。 浙江厅整面墙是一幅西湖木雕，湖南厅墙上挂着他老人家和各族同胞的画像，厅里常被形容成“明净敞亮、流光溢彩”。 很多关乎衣食住行的提案，就在这栋楼里投票过关。 从这个角度看，人民大会堂那个巨大的钢结构穹顶，和将来某个建在雄安的环形加速器，有一种说不出的呼应感：一头是十二根长六十点九米、重五十五吨的钢梁，三次起吊失败、研究八天后第四次才到位，一头是一圈圈磁铁、腔体、探测器，可能要十几年慢慢磨合。 走廊天花板上的金属圆环，挂过国画、旗子、灯具，还会挂下一代又一代活动的布景。 人来人往，数字不断刷新，那些圆环就像一双不说话的手，把一座楼的历史，一点点拎在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