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内越来越有一种声音认为，中日关系完全是被高市早苗一个人作成这个样子的！事实上，复盘高市早苗上台以来的中日关系，我们就会发现，最开始我们还是很给高市早苗面子的。虽然高市早苗是一个极右翼政客，但是在去年10月底，在韩国举办的2025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我们还是以非常务实的态度，跟高市早苗举行了会晤。 说起来，咱们这边一开始对高市早苗是留足了体面的，哪怕知道她是出了名的极右翼政客，在去年10月底韩国举办的2025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还是抱着务实沟通的态度跟她举行了会晤。 那会儿谁都不想把关系搞僵，毕竟中日作为邻国，经济上有太多交织，民间交流也需要稳定的氛围兜底，可谁能想到，这份善意压根没被珍惜，会晤的热度还没过去，高市早苗就开始在敏感问题上频频越线。 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她在台湾问题上的挑衅，去年11月，高市早苗在国会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明晃晃暗示要武力介入台海。 这可不是随口说说的无心之失，而是创下了战后日本领导人的三个“首次”，首次把“台湾有事”和集体自卫权挂钩，首次直白表露武装介入台海的野心，首次对中国发出武力威胁。中方这边自然不能坐视不管，外交部多次严正交涉，可高市早苗非但不收敛，还在国会答辩时硬说这些言论符合日本政府立场，压根没打算撤回。 这种强硬姿态背后，是高市早苗对安倍晋三政治遗产的全盘继承，更是日本自民党内右翼势力抬头的必然结果。安倍执政时期就把右翼思潮推到了政治舞台中央，他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框架，到了高市手里变得更具对抗性。 她主导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核心就是要在高科技、供应链领域跟中国“脱钩断链”，还忙着联合美国及其盟友搞“对华包围网”。 更关键的是，现在的自民党里，传统的“鸽派”势力早就日渐式微，“清和会”这样的右翼派系掌控了话语权，对华强硬成了获取党内支持的“政治正确”，政客们都争相比谁更“鹰派”，高市早苗的出格言论，说白了就是这种“鹰派竞赛”里的投机操作。 更要命的是，日本国内的政治制衡机制早就失效了，2025年10月高市早苗当选自民党总裁后没多久，一贯主张对话、常充当中日沟通桥梁的公明党就因为不满自民党处理政治资金丑闻的态度，结束了长达26年的联合执政。没了公明党的牵制，高市早苗的强硬路线彻底没了“刹车片”。 她身边连个熟悉中国事务的顾问都没有，那些原本能在中日之间牵线搭桥的资深政客，全被排除在核心圈子之外。这种“一言堂”的局面，让她的激进政策得以畅通无阻地推行，压根没人能拦着。 除了党内的因素，日本社会蔓延的民粹主义情绪也给她提供了土壤，这些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年轻一代对未来充满焦虑，右翼势力趁机把这种内部不满引向外部，把中国塑造成“假想敌”，鼓吹日本的困境都是中国“挤压”造成的。 高市早苗精准抓住了这种情绪，用极具煽动性的话术直接对接“网络右翼”群体，把复杂的国际争端简化成“爱国”与“卖国”的二元对立，把对华强硬包装成“守护日本安全”的正义之举。这种操作确实帮她凝聚了一部分基本盘，但代价却是把中日关系推向深渊。 咱们再看看实际影响，高市早苗的一系列操作直接引发了中方的反制，全面暂停日本水产品进口、提醒中国公民避免赴日旅游留学、暂停人文交流活动，这些举措都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的必要回应。可日本国内有些人为了回避自身问题，就把这一切都归咎于高市早苗个人，完全无视了日本政治右倾化、安保政策转向的长期趋势。 早在高市上台前，岸田文雄政府就通过了“安保三文件”，明确要发展“反击能力”，把防卫预算提升到GDP的2%，这本身就标志着日本战后安保政策的根本性转向。高市早苗只是在这条路上走得更极端、更冒进而已。 说到底，中日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是日本国内右翼思潮蔓延、政治生态失衡、民粹情绪躁动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高市早苗的所作所为确实加剧了矛盾，但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她一个人身上，无疑是混淆了表象与本质。如果日本不能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不回到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的正确轨道上，就算换个领导人，中日关系也很难真正走出困境。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是某个人的“一言堂”，而是历史经纬、现实利益、国内环境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点，日本国内那些喊着“全怪高市早苗”的人，恐怕是刻意忽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