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1日，被俘的杜聿明被押到一处村庄，我军给他端上了红烧牛肉，马肝烧大蒜，马肉炒韭菜，包菜炒鸡蛋。在战场上，能烧出这四个菜，已经是十分丰盛了。 1949年1月10号的，那是淮海战役的收尾阶段，国民党那所谓的“徐州剿总”算是彻底凉透了。几十万大军，稀里哗啦地全成了俘虏。咱们的收容所里，那叫一个人山人海。 就在这时候，前线送来了一个奇怪的俘虏。 这人看着挺落魄，穿着一身极不合身的士兵棉服，外面披着件破大衣，胡子拉碴。乍一看，也就是个还没混出头的老伙夫。但是，负责审讯的陈茂辉主任眼神毒啊，他一眼就瞧出不对劲来了。 为啥？气质掩盖不住。 审讯一开始，这人还想演戏。 他说自己叫“高文明”，是十三兵团军需处的。咱们战士让他把军需处的六大处长名字写下来。这老兄心里估计直骂娘，他哪知道底下处长叫啥啊？装模作样地把手伸进兜里掏笔。 这一掏，彻底露馅了。 他掏出来的不是烂笔头，而是一支派克金笔；顺带掉出来的，还有美国骆驼牌香烟、顶级的牛肉干，还有一包那个年代极其罕见的高级水果糖。 在陈茂辉主任强大的心理攻势下，尤其是当咱们指出了黄维被俘、黄伯韬阵亡的铁一般事实后，这个“高文明”终于扛不住了。他长叹了一口气，承认了自己就是杜聿明。 仗打到这份上，输赢已定，投降也没啥丢人的。但杜聿明当时的心态，那是相当的炸裂。被识破身份后，他一度想过寻死。趁着看守不注意，他捡起地上的一块石头就往自己脑门上砸，当场就昏死过去。 为啥这么刚烈？因为他心里头有两座大山压着。 一座山叫“愚忠”。他觉得自己深受蒋介石知遇之恩，兵败被俘是奇耻大辱，唯有一死才能报答“校长”。 另一座山叫“恐惧”。国民党那边的宣传把共产党描绘成青面獠牙的魔鬼，他觉得自己只要落到共军手里，肯定是剥皮抽筋，生不如死。 但他万万没想到，等待他的不是老虎凳和辣椒水，而是那顿红烧牛肉和马肉宴。 那时候解放军的日子好过吗？难，那是真难。 前线几十万大军，给养全靠老百姓的小推车推出来的。战士们自己都舍不得吃肉，那是把牙缝里省下来的好东西，专门做给杜聿明吃的。那马肉，其实就是战场上被打死的战马。在那冰天雪地里，能把马肉弄熟、再配上大蒜韭菜去腥，这得费多大心思？ 当满头缠着纱布的杜聿明，看着眼前这热气腾腾的饭菜，再看看周围虽然警惕但眼神并不凶狠的解放军战士，他那颗坚硬的“顽石之心”，裂开了一道缝。他开始琢磨：这共产党，好像跟老蒋说的不一样啊？ 如果说这顿饭是给杜聿明心里打开了一扇窗，那么接下来蒋介石的一系列神操作，就是亲手把杜聿明那扇通向国民党的大门，给焊死了。 杜聿明被俘的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的第一反应不是心疼爱将，而是暴怒。他气的不是杜聿明打了败仗，而是气杜聿明竟然穿士兵服装逃跑，“有失体统”！ 老蒋甚至下了两道密令，想方设法传给被俘的杜聿明：第一，绝对不能承认自己穿过士兵衣服；第二，死也不能给共产党写东西。 真正压垮杜聿明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的家事。 杜聿明被俘后，蒋介石为了做样子，把杜聿明的老婆曹秀清和孩子们骗到了台湾。老蒋当时拍着胸脯保证：“你放心，杜将军为国尽忠（当时老蒋骗她说杜聿明已经杀身成仁了），政府一定会照顾好你们孤儿寡母。” 结果呢？人走茶凉，那是一点都不带含糊的。 曹秀清一家在台湾过得极其艰难，生活费都发不出来。最惨的是杜聿明的大儿子杜致仁。这孩子争气，考上了美国的哈佛大学，读到了大三，眼看就要毕业了。结果因为没钱交学费，只能休学。 曹秀清没办法，跑去求蒋介石，希望能借在那笔许诺的“补助金”里预支一点，也就是3000美元。结果老蒋批示，只给1000，还要分两年发，也就是一次只能拿500。 这500美元能干啥？杯水车薪。 年轻气盛又走投无路的杜致仁，在绝望中吞安眠药自杀了。 当这个消息传到正在北京功德林接受改造的杜聿明耳朵里时，这个曾经统领千军万马的汉子，哭得像个孩子。 从那以后，杜聿明是彻底服了。这种服，不是为了苟且偷生装出来的，而是从灵魂深处的一种觉醒。他开始积极改造，并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主动为志愿军出谋划策，分析美军的战术特点。 要知道，杜聿明当年可是去缅甸跟美军合作过的，他对美军的那一套太熟悉了。他的这些建议，对抗美援朝的胜利那是做出了实打实贡献的。 1959年，新中国第一批特赦战犯，杜聿明的名字赫然排在第一个。 重获自由的那一天，杜聿明站在北京的阳光下，恍若隔世。他后半辈子，都在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奔走。最有意思的是，后来他的女婿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奖，老蒋那边又想起来杜聿明还有利用价值，想通过拉拢曹秀清来影响杨振宁。 结果呢？曹秀清历经千辛万苦，辗转美国，最后回到了北京，回到了杜聿明身边。夫妻俩在北京团聚的那一刻，那场面，真是闻者伤心，听者落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