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老总对侄女彭刚交代遗嘱：“等我不在了，你们就把我的骨灰装进一个葫芦里，用蜡封好了，扔到大海里面，让它飘向五大洲、四大洋，我一生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其实我内心是想去世界各地看看其他人闹革命是怎样的。” 彭刚，她是彭老总弟弟彭荣华的女儿。她1930年出生，才一岁多的时候，父亲就被反对派给害了。 母亲一个人拉扯着孩子，东躲西藏，过得那是流浪的日子。直到新中国成立了，日子安定了，11岁的彭刚被接到了北京，这才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大伯彭德怀。 彭老总这一辈子，没儿没女。看到眼前这个长得跟弟弟极像的小姑娘，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一下子就涌上来了。他是真把彭刚当亲闺女养。 那时候国家刚安定，彭老总哪怕工作再忙，也惦记着孩子的教育。他跟彭刚母亲商量，把孩子留在北京读书。理由很朴素：新时代了，没知识不行。 对于55岁的彭德怀来说，这或许是他人生中最惬意的一段时光。从中南海下班回来，家里有孩子的欢声笑语，那种天伦之乐，让这个打了一辈子仗的硬汉，脸上线条都柔和了不少。 也就是在这段最轻松的日子里，彭老总第一次提到了那个关于“葫芦”的遗嘱。 那是在1956年。那时候中央提倡火葬，大伙儿都签了字。彭老总思想那是相当开明，他对生死看得透。 有一天，他跟彭刚在南海划船。划着划着，老总突然冒出一句：“小兔，有个事交给你办。” 彭刚一愣，啥事啊？ 彭老总就说了，大意是，等我死了，烧成骨灰，你别给我弄什么墓地。你就找个咱们家乡那种大葫芦，把骨灰装进去，用蜡把口封得死死的，然后扔到大海里去。 彭刚说：“我这一辈子，就在中国这块地上转悠了。其实我心里头啊，特想去世界各地看看，看看人家那是怎么闹革命的，看看人家的老百姓过得咋样。让海浪带着我，漂向五大洲四大洋。” 随着时间推移，现实变得沉重了，彭老总的遗嘱也变了。 到了60年代，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彭老总搬到了吴家花园，当起了“农民”。他开始种地，种果树。那段时间，他身上的锐气被岁月和挫折磨去了一些，多了一份老农般的沉稳。 那时候他又跟彭刚提了一次身后事。这次没提葫芦，也没提大海。 他指着院子里的果树说：“鱼死了能做肥料。我要是死了，你们就把骨灰埋在这儿，上头栽棵苹果树。等树长大了，结了苹果，你们摘下来吃，就当是我给你们留的念想。” 他这时候想的，不再是看世界，而是希望能最后再为孩子们、为这块土地做点什么。哪怕是化作春泥更护花，只要能给后人留口甜的，他就知足了。 可到了1974年，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他的愿望变得卑微而具体。 那时候彭老总已经76岁了，身患癌症，疼得死去活来。在病榻上，他拉着彭刚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流。 这一幕，我每回看资料都觉得心里堵得慌。那个曾经横刀立马的大将军，在那一刻，脆弱得像个孩子。 他对彭刚说：“我死后，想和你父亲埋在一起，但是我现在这个样子，怕是办不到了，我怕玷污了他们。” 彭刚当时就哭成了泪人。她知道，这是伯伯最后的请求，也是他心里最深的痛。她郑重地答应了：伯伯你放心，我一定办到。 1974年11月29日，彭老总带着遗憾走了。 彭老总去世后，骨灰并没有马上交给家属，而是被送到了成都。这中间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化名”故事。 为了保护彭老总的骨灰，当时的经办人员化名“王川”，把骨灰盒送到了成都东郊火葬场。那个骨灰盒上，除了“王川，男”三个字，啥都没有。 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副秘书长张振亚、还有老领导段君毅，虽然不知道这里头装的是谁，但接到的命令是死命令：严格保密，决不允许挪动，要勤查看，不能丢！ 就这么着，彭老总的骨灰在成都孤零零地存放了好几年。直到1978年，这层窗户纸才被捅破。 当中央派人去成都寻找骨灰，张振亚得知那个被他们守护了四年的“王川”竟然是彭大将军时，这个大老爷们当场嚎啕大哭。那场面，那种委屈、那种震撼，全都在那哭声里了。 1978年12月，彭老总的骨灰终于被接回了北京。那一天，飞机降落在西苑机场，当老部下捧着骨灰走下舷梯，彭刚和亲人们扑上去，哭得撕心裂肺。 虽然骨灰回了北京，进了八宝山，但彭刚心里始终压着块石头。 她没忘，伯伯临终前那个流着泪的请求——“想和你父亲埋在一起”。 八宝山那是荣誉的象征，但在彭老总心里，湖南湘潭那个生养他的小山村，那个埋葬着他两位烈士弟弟的黄土地，才是真正的归宿。 彭刚一直在等一个机会。这一等，又是二十年。 直到1996年，彭刚已经是少将了。她觉得时机成熟了，于是联合兄弟姐妹，正式向中央写了报告，请求将伯父的骨灰迁回故乡。 终于，报告批下来了。 1999年12月28日。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 在离开家乡几十年后，彭德怀的骨灰，在彭刚等亲属的护送下，终于回到了湖南湘潭乌石寨。 漂泊了一生，战斗了一生，受过委屈，遭过磨难，彭老总终于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