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由上海发起，全国仿效的垃圾分类，现在为什么没人搞了？其实一个明明白白的理工科

当年由上海发起，全国仿效的垃圾分类，现在为什么没人搞了？其实一个明明白白的理工科问题，非要用文科的方式解决，后来搞不下去是正常的，顺带一提，生化环材中有一个一直被人忽视的环，它是纯正的理工科，从当年不停炒作的垃圾围城，到现在垃圾不够用的迥境，折射的是技术发展的迅猛，和人文社会学科跟不上认知的矛盾。 2019年的夏天，上海街头巷尾全是垃圾分类的讨论声，湿垃圾、干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的区分标准，成了比天气预报还热门的话题。 小区垃圾桶旁24小时值守的志愿者、定时开放的投放点、动辄几十上百元的罚款通知，这套“硬核”模式很快被全国几十个城市效仿，当时不少人都觉得，垃圾分类要成为全民标配的生活习惯了。 可短短几年过去，再回头看，除了少数示范社区还在坚持，大多数地方又回到了混投混运的老样子，曾经的分类垃圾桶要么蒙尘闲置，要么成了摆设，这事儿为啥就不了了之了？ 其实答案很简单，垃圾分类从根上就是个需要技术兜底的理工科活儿，可我们当初偏偏选了最依赖人力和行政命令的文科解法。 咱们先搞清楚，垃圾分类的核心目的不是让大家背会分类口诀，而是把垃圾变成资源，实现减量化、无害化处理，这背后全是环境工程的技术逻辑——也就是生化环材里那个常被忽视的“环”。 环境工程可不是搞宣传喊口号的，它管的是垃圾的前端智能分拣、中端无害化处理、后端资源化再生，每一步都得靠技术说话。 比如用红外、磁选技术给混合垃圾自动分类，用生物降解技术把厨余垃圾变成有机肥，这些才是垃圾分类的核心抓手，可当初咱们把90%的精力都放在了“教居民怎么分”上，却把最关键的技术配套给落下了。 当年上海推行垃圾分类，走的完全是“人力管控”的路子。社区志愿者顶着烈日在垃圾桶旁值守，用喇叭反复提醒，遇到分错的还要当面纠正；政府还出台了罚款政策，理论上能罚到几百元，试图用行政手段倒逼大家遵守。 可这种文科式治理的漏洞太明显了，首先是人力监督有盲区，老旧小区、城中村这些地方根本顾不过来；其次是执法成本太高，基层人员就算天天盯着，也管不过来海量的居民投放行为。 有数据显示，2021年上海垃圾分类执法检查中，实际开出的罚款单还不到检查总数的5%，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管控，根本形成不了长效约束。 更关键的是，后端处理设施没跟上，居民辛辛苦苦分好的垃圾，运到处理厂还是混在一起填埋或焚烧，大家的积极性自然就凉了。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虽然超过了99%，但资源化利用率只有40%左右，大量分类垃圾最终还是白分了。 更有意思的是，就在我们纠结于居民分不分得对的时候，垃圾处理的技术端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直接让当年的“垃圾围城”变成了现在部分地区的“垃圾不够用”。 央视新闻就报道过，陕西、河北等地的一些焚烧厂，设计日处理能力几百吨，实际收运量根本达不到，有的甚至长期亏损。这不是说垃圾真的变少了，而是我们的处理技术进步太快了。 十年前，我国生活垃圾主要靠填埋，可现在焚烧发电技术越来越成熟，处理能力十年翻了五倍还多，截至2024年底，全国生活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已经突破110万吨。 再加上智能分拣设备的普及，几秒内就能完成混合垃圾的分类，效率是人工的几十倍，原本需要居民手动完成的工作，现在机器做得又快又好，这也让当初的人工分类模式显得越来越低效。 从垃圾填埋场的防渗处理，到渗滤液的净化排放，再到焚烧烟气的达标治理，每一个环节都是环境工程的技术范畴。 就像辽宁锦州的南山垃圾填埋场，通过“水泥-膨润土墙+高压帷幕灌浆”技术构筑防渗墙，配套建设渗沥液处理系统，把一座巨型垃圾山变成了生态修复工程。 可当初推行垃圾分类时，我们恰恰忽视了这些技术力量，反而把希望寄托在改变居民习惯的人文引导上，本末倒置的结果，就是这项工作难以持续。 当然，这不是说人文社会方法一点用都没有，环境教育、社区宣传能提升大家的环保意识，这是垃圾分类的基础。但意识提升之后，必须有技术落地来形成闭环，不然就是空谈。 现在深圳、杭州等城市已经开始调整思路，深圳引入智能垃圾分类设备，扫码投放、自动称重还能积积分，既减少了人力成本，又提高了分类准确率；杭州则重点建设后端处理设施，建成了全国首条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生产线，让分类后的垃圾真正能变废为宝。 未来，只有把更多精力放在技术研发和设施配套上，让科技成为垃圾分类的主角，再辅以人性化的引导，这项环保事业才能真正落地生根。毕竟，环保的本质是科学，不是单纯的道德要求，找对了方法，才能走得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