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由上海发起，全国仿效的垃圾分类，现在为什么没人搞了？其实一个明明白白的理工科问题，非要用文科的方式解决，后来搞不下去是正常的，顺带一提，生化环材中有一个一直被人忽视的环，它是纯正的理工科，从当年不停炒作的垃圾围城，到现在垃圾不够用的迥境，折射的是技术发展的迅猛，和人文社会学科跟不上认知的矛盾。 2019年夏天，上海率先掀起的垃圾分类热潮席卷全国，分类垃圾桶、值守志愿者与“湿垃圾、干垃圾”的区分标准，成为全民热议的话题。 从北上广到成渝杭，垃圾分类一度成了城市文明的“标配考核”。但短短几年间，热潮悄然退去，小区志愿者难觅踪影，分类垃圾桶沦为摆设，不少地方重回混投混运的旧状。 很多人疑惑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为何不了了之？答案其实很简单：垃圾治理本是需要技术支撑的系统工程，却被用宣传引导、罚款约束的“文科治理思路”硬推，失败早已注定。 当初各地推行垃圾分类，几乎都走了“人力管控”的文科路子。以上海为例，街道安排志愿者24小时轮班盯桶，靠喇叭提醒、当面纠错，甚至出台几十到几百元的罚款政策倒逼居民配合。 不少小区实行的“定时投放”制度，还催生了居民凌晨偷偷扔垃圾、与保安玩“猫鼠游戏”的荒诞场景。 关键是分类标准混乱，猪骨头在深圳是干垃圾、在成都是厨余垃圾，北京的“厨余垃圾”到广州成了“湿垃圾”，2022年覆盖28城的调研显示，超六成受访者“搞不清楚分类标准”，近半数人“被罚一次就不愿再配合”。 这种过度依赖人力监督和道德引导的模式，不仅执行成本高昂，还易引发邻里与干群矛盾。 上海某街道工作人员曾透露，即便每天3人轮班盯守，老旧小区、城中村等仍存在大量管控盲区，2021年上海垃圾分类执法中，实际开出的罚款单不足检查总数的5%，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管控根本无法形成长效约束。 众人忽略的是，垃圾分类的核心是“资源化利用”，背后需要的是生化环材中常被忽视的“环”——环境工程这一纯正理工科力量的支撑。 真正的垃圾分类应是前端智能分拣、中端无害化处理、后端资源化再生的全链条技术闭环，可我们却把精力全放在“教居民怎么分”上，完全忽视了后端技术设施配套。 据《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数据，2023年我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虽达99%以上，但资源化利用率仅约40%，居民辛苦分好的垃圾，最终仍多被混埋混烧。广东曾曝光“前端分类、后端混运”的情况，直接导致居民信任感崩塌，参与积极性一落千丈。 事实上，智能分拣、生物降解、焚烧发电等环境工程技术才是核心解决方案。如重庆2023年上线的全链路AI智能管理系统，可实时监控垃圾参数并调整处理流程，让焚烧厂人力需求从100人缩减至20人。 东莞海心沙示范基地实现多类垃圾协同处理，年处理能力超百万吨，技术效率远超人工分拣。 从当年人人焦虑的“垃圾围城”，到如今多地垃圾焚烧厂“吃不饱”的窘境，更凸显了技术发展与人文认知的脱节。 十年前，我国生活垃圾主要依赖填埋，“垃圾围城”是诸多城市的噩梦；近十年间，垃圾焚烧发电技术快速成熟，叠加国家每度电0.65元的上网电价补贴，处理能力迎来爆发式增长。 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生活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约20万吨，2024年底已突破110万吨，十年翻了五倍多，占全球总处理能力的60%以上。 如今陕西渭南、天津、河南驻马店等地焚烧厂均面临垃圾缺口，天津焚烧总能力每日18000吨，实际日均处理仅11000多吨；河北廊坊设计日处理8450吨，实际处理量7200多吨，部分县域焚烧厂因垃圾短缺陷入亏损。 这种转变并非垃圾真的变少，而是技术效率提升重塑了治理格局，可当初制定垃圾分类政策时，不少管理者未能跟上技术变革，仍停留在“全民动员分类”的旧思路，导致政策与实际需求严重脱节。 当然，人文社会学科并非毫无作用，环境教育、社区宣传能提升居民环保意识，这是垃圾分类的基础，但意识提升必须结合技术落地才能形成闭环。 如今部分城市已调整思路：深圳引入智能化垃圾分类设备，通过扫码投放、积分奖励等方式，既降低人力成本又提高分类准确率；杭州加大后端设施建设，建成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生产线，让分类垃圾真正“变废为宝”。 这些案例证明，唯有“技术支撑”与“人文引导”结合，垃圾分类才能从“一阵风”变为“常态化”。 上海垃圾分类的起落，给城市治理留下深刻启示：民生工程推进必须遵循技术规律，不能仅凭行政意愿和人文手段“硬推”。垃圾治理的核心从不是“让每个人学会扔垃圾”，而是“让系统具备处理垃圾的能力”。 从“垃圾围城”到“垃圾不够用”，清晰展现了技术的力量，也折射出人文治理认知跟不上技术革新的矛盾。 未来，城市治理需更多依托环境工程等理工科力量，让科技成为环保核心驱动力，再辅以人性化管理宣传，才能让绿色发展真正融入生活。毕竟，环保的本质是科学，而非单纯的道德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