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国学大师黄侃趁着妻子黄绍兰怀孕，就和女学生彭欣相恋生子。 这位在北大讲台上讲授《文心雕龙》的学术权威，转身却用虚假姓名编织婚姻骗局，让两个女人在同一时间承受着不同的痛苦。 黄侃遇到黄绍兰时，正是他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时期。 他以“革命者黄兴”的名义与这位24岁的女学生登记结婚，那时民国《暂行新刑律》虽已规定重婚罪可判两年以下徒刑，但假姓名登记的漏洞让他轻易逃脱了法律制裁。 这段始于欺骗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黄绍兰发现真相时已有身孕，去找黄侃对质，得到的却是“你也逃不掉责任”的威胁。 她的父亲认为这败坏门风，断绝了与她的关系。 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在日记里写下对黄侃“有才无德”的评价，当时像她这样的女性，在遭遇情感背叛后往往面临双重打击，社会的孤立比事件本身更伤人。 就在黄绍兰艰难生下孩子时，黄侃已经和北大女学生彭欣同居了。 彭欣的命运与黄绍兰惊人相似，同样是师生恋，同样在短暂的甜蜜后被抛弃。 那时的医学文献里，产后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很少被提及，黄绍兰最终精神崩溃，这些在今天看来清晰的心理问题，在民国时期却成了无法言说的痛苦。 民国文人的情感世界里，类似的故事并不少见。 徐志摩为了陆小曼与发妻张幼仪离婚，郁达夫在婚姻中也多次出轨。 他们的才华被世人追捧，个人品行上的缺陷却常被“文人风流”轻轻带过。 这种对知识阶层的道德宽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其实是对女性权益的另一种忽视。 1923年，37岁的黄侃又看上了女儿的同学黄菊英，写情诗“今生未必重相见，遥计他生”追求这位20岁的姑娘。 《大公报》专门报道了这场“婚变风波”，学界有人指责他“有辱斯文”，也有人觉得“才子本就多情”。 这场辩论，其实暴露了那个时代对知识分子道德标准的双重性。 黄侃用“黄兴”之名骗取的那张结婚证，最终成了黄绍兰一生的枷锁。 当她在贫病交加中离世时，恐怕也没等到一句真正的道歉。 在那个新旧思想碰撞的年代，才华不应成为伤害他人的借口，尊重与责任，或许比任何学术成就都更值得被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