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59年，胡适在海外读到了《毛泽东诗词十九首》，他下了一句评语：“真的有点肉麻”，“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 1959年，身在海外的胡适手里攥着一本《毛泽东诗词十九首》，眉头紧锁，这本远渡重洋才到了他手里的册子，并非正规出版社的精装本，而是一本印制有些粗糙的大陆盗版书。 此时的胡适已经很少在这个领域发声，但他偏偏在《蝶恋花·答李淑一》这一页停下了，笔尖一挥，在书眉上留下了极不客气的八个字评语：“真的有点肉麻”。 光是觉得“肉麻”似乎还不够解气，他又补了一刀，断言这首被国内文人捧上天的词，“没有一句通的”。 能让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如此大动肝火，甚至不惜祭出“不通”这样的严厉字眼，症结到底在哪？为了坐实自己的判断，较真的胡适甚至没打算自己独断，而是特意找来了语言学界的泰斗赵元任求证。 两人一碰头，赵元任给了胡适一颗定心丸：按照格律标准，这首词的押韵确实有问题，别说普通话，就是拿湖南方言来读，韵脚也是乱的。 拿到了权威认证的胡适像是打赢了一场仗，立即下了决断：这位曾经的北大旁听生，连基本的诗词格律都搞不清楚。 然而，这更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错位“审判”，胡适死抠字眼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他手里这本盗版书坑了他。 在那本流传于大陆的正版诗集里，毛泽东其实专门为《蝶恋花》加了一条作者注，坦荡地写着：“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这十个字说明了一切：作者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韵脚不合古法，但在辞藻的规矩和情感的烈度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那个为了纪念杨开慧和柳直荀而写下的“我失骄杨君失柳”，看重的是真情实感的宣泄，而非死守老古董的平仄格式，胡适捧着盗版书挑出的“硬伤”，恰恰是作者为了“达意”而故意留下的“破绽”。 这件事折射出的，不仅是版本的乌龙，更是两套审美体系的决裂，胡适一辈子讲究“适体”，推崇像《兰花草》原作《希望》那样清浅直白的小诗，或者是那首著名的“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这种风格追求的是一种文人的雅致和理性，讲究逻辑严密，在他的视角里，看到《蝶恋花》这种不论是情感浓度还是用词造句都极具冲击力、甚至为了宣泄情绪而打破格律的作品，第一反应自然是生理性的排斥，觉得那是“硬挤出来”的煽情，甚至到了“肉麻”的地步。 而普通老百姓和当时的国内学者，读到的是“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的豪迈，感受到的是革命者的浪漫与悲壮，这恰恰是书斋里的考据派无法共情的。 往更深处挖，这种看似学术上的轻视，根子或许还埋在四十年前的北大图书馆里，当年的胡适，是拿着三百大洋月薪、留美归来的风云教授，谈笑有鸿儒，往来的都是徐志摩这样的顶级知识分子。 而那时的毛泽东，只是一个月拿八块大洋的图书馆助理员，两人的交集充满了一种难以言说的隔膜——毛泽东曾在旁听时试图提问，却因身份不合规矩而被胡适拒之门外。 在讲究门第和师承的学术圈，胡适虽然倡导新文化，骨子里却有着根深蒂固的精英意识，对他来说，一个没有受过正统学术训练、“泥腿子”出身的人，即便后来那是翻天覆地的领袖，在做学问、填词作诗这件事上，也依然被预设为“门外汉”。 这种潜意识里的阶级俯视，让胡适在1959年看到那本诗集时，本能地带上了有色眼镜，他太急于证明对方在文化素养上的“不如人”，以至于看到一个韵脚不通就见猎心喜，却忘了去探究一下作品背后的深意，甚至忽略了“文无定法”的道理。 他在意的“通与不通”，更多是形式上的镣铐；而他批评的对象，此时早已经把诗词当成了“一句顶十句”的政治与情感表达工具，不论是《沁园春·雪》的磅礴，还是《长征》的悲壮，其生命力早已超出了格律的范畴。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胡适因为一本盗版书而发出的这番尖锐嘲讽，并没有在历史上激起多大水花，反倒是被他判定为“不通”的那些诗词，因为写进了几代人的课本而流传至今。 胡适一生追求“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可在这件事上，恰恰是他自己脑子里的那个“结”没解开，让情绪占了上风，这场发生在书本页边空白处的单方面“交锋”，最终成了文人意气与历史之间的荒诞见证。 信源：《胡适日记全编》 《赵元任日记》 《毛泽东年谱（1893-1949）》 光明日报《这个诗人的诗魂，正是新中国的诗魂》 人民网《毛泽东诗词创作、传播、研究的若干之“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