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出生的艾跃进曾说过：“让工人下岗，还要人家从头再来，你们为什么不从头再来呢？”说得好！为什么让三千万国企工人从头再来？为什么你们自己不从头再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国有企业改革加速推进，导致职工大规模离岗。官方统计显示，1998年至2001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累计达2550万人，这个数字主要指直接受影响群体，而民间常提的三千万则包括相关行业连锁效应。改革起因于国企管理落后、效率低下，面对市场竞争冲击，需要调整结构以提升活力。许多企业通过兼并、破产等方式重组，职工安置成为焦点问题。 下岗人员重新就业条件不足。数据显示，35岁以上占比超六成，初中及以下学历近一半。他们专注单一技能，如纺织操作或机械装配，转行面临障碍。社区就业活动提供职位有限，常局限于清洁或保安，且有年龄限制。国家出台再就业政策，建立服务中心发放基本生活补助，并调整养老金标准，但地方执行存在差距。企业有时欠缴社保，职工需自行补足。 艾跃进的这句话指向公平议题，改革成本主要由底层职工承担。这些职工为工业建设付出多年，国家培养其技能，他们将精力投入生产，离岗后面临生活压力。相比之下，一些管理人员在改革中分离资产，成立新公司，收入稳定。纺织行业压锭政策提供财政补贴，用于安置，但资金到手常有扣减。煤矿和有色金属企业获中央补贴，支持困难安置。 下岗潮高峰期，政策强调保障资金“三三制”，财政、企业、社会各担一部分，但地方财政紧缺需上级转移支付补齐。再就业率呈下降趋势，1998年约一半，2001年降至三成，2002年进一步下滑到一成半左右。服务中心提供职业指导和培训，帮助部分职工转换技能，但年龄因素影响实际应用。许多下岗者通过小生意维持，如摆摊或修理。 艾跃进的话语揭示不均，职工贡献青春与汗水，下岗后不应孤立应对。受益群体通过协调稳固位置，无需全面调整。改革中，失业保险制度逐步完善，向并轨推进，北京、天津等省份关闭再就业服务中心，实现制度衔接。进入21世纪，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加入WTO后影响加剧。 下岗职工生活长期面临挑战。再就业呈现逐年下滑，许多人到晚年仍需捡拾废品换取收入。决策领导利用改革资源，早进入退休状态。国家保障包括失业保险和培训，个人应用效果不一。养老金上调提供些许支持，但需结合其他方式维持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