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以575票当选主席，距离“满票”缺了一票。周恩来找到毛主席，向他汇报了这个情况，毛主席回答：“代表们有权选毛泽东，也有权不选毛泽东，缺一票就缺一票，没有关系” 张东荪生于1886年，浙江杭州人，早年接受传统教育，后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哲学，接触西方思想体系。1911年回国参与辛亥革命，担任孙中山临时政府秘书，后加入进步党，从事政论活动。五四运动期间，他主编杂志，介绍西方政治理论，反对马克思主义，推动行会社会主义。1920年代在北京多所大学任教，发展多元认识论。1933年参与组建国家社会党，194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委员。1945年后任民盟北方总支主任，反对蒋介石统治，主张中间路线。1949年，他参与北平和平解放谈判，与傅作义代表接触，推动国民党部队和平起义，避免城市破坏。这段经历让他获得一定认可，出席政协会议，任全国委员会委员。他的哲学观点强调中庸之道，影响其政治选择，在选举中体现为对单一领导的保留态度。这种保留在战后重建期显得不合时宜，因为国家需要统一领导来恢复秩序和经济。 选举结果公布后，周恩来负责主持会议，他注意到票数差异，并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的回应体现了选举制度的原则性，强调代表权利。这次选举是新中国民主实践的开端，政协会议作为多党合作平台，允许不同意见存在。张东荪的票虽未改变结果，却成为历史注脚。选举后，新中国于10月1日成立，毛泽东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领导国家建设。政协会议还选举了副主席和委员，包括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和高岗。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由56人组成，涵盖各界人士。张东荪继续参与政务，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但他的政治生涯短暂。他的早期贡献包括在抗日战争期间联络民主党派，推动国共合作，在重庆时期从事统战工作。这些经历让他在新政权中获得位置，但其思想与主流渐行渐远。 1950年，张东荪的老友王志奇与他接触，王自称与美国人有联系，讨论国际形势。张东荪提供政协代表名单，并泄露抗美援朝出兵时间和部分经济预算数据。这种行为被视为泄密，严重违反国家安全规定。王志奇被捕后，供出张东荪，调查随之展开。张东荪承认事实，案件上报中央。考虑到其早年对北平解放的贡献，处理结果为脱离政治岗位，回家闲居，而非严厉惩处。这反映了新政权对历史功劳的考量。张东荪的哲学著作包括多元认识论，影响中国知识界，但他后期活动受限，无法继续教学或写作。他在家度过余生，阅读书籍，不再参与公共事务。毛泽东继续担任领导职务，推动土地改革和工业化。周恩来主管政务，协调外交和内政。张东荪的案例显示了时代转型中个人选择的局限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内战遗留问题和外部压力，选举制度的实施体现了多党协商的精神。政协会议的代表结构包括共产党占多数，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有席位，确保广泛代表性。张东荪作为民盟代表，其票数选择源于长期政治理念，他信奉平衡，避免极端。在1940年代，他反对国民党独裁，同时对共产主义保持距离。这种立场在解放后变得尴尬，因为国家强调团结。张东荪的泄密事件发生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当时中美关系紧张，他的行为被视为与敌方勾结。调查显示，他试图通过王志奇向美国传递信息，表示中国不愿敌对。这种举动忽略了国家利益，带来个人后果。他的哲学强调理性对话，但在现实政治中未能适用。毛泽东的领导下，国家推进三大改造，经济恢复迅速。周恩来在外交上推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张东荪的家庭背景为官员家庭，早年教育注重儒家经典，后转向西方哲学，形成独特观点。他在大学任教期间，指导多名学生，推动中国哲学现代化。民盟成立后，他担任要职，参与政治协商。在北平解放中，他亲自护送傅作义代表，与共产党谈判，确保和平过渡，避免伤亡。这贡献被认可，但后期事件抹去部分光环。选举的票数细节在官方记录中未强调，但民间流传广泛。576代表中，多为革命支持者，张东荪的异见显得孤立。新中国宪法制定基于政协共同纲领，强调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的回应成为民主教育的例子，流传至今。周恩来作为执行者，确保会议顺利。张东荪闲居后，生活低调，1973年在北京逝世。他的著作散见于早期刊物，对后世研究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