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高二，暑假，我到乡政府帮忙做计生摸底工作，需要下乡统计各种数据。——————

那年高二，暑假，我到乡政府帮忙做计生摸底工作，需要下乡统计各种数据。———————同去的有分管计生的乡镇领导，还有两三个普通干部。我们一行五人，沿着崎岖的盘山公路，逐村逐村的走访。 那年高二暑假，我揣着学生证去乡政府报到，说是帮忙做计生摸底，其实是我爸托了人，想让我“体验生活”——那时候我对“基层工作”的想象，还停留在电视剧里敲着公章的场景。 同行的有王副乡长，五十岁上下，总端着个掉了漆的搪瓷杯，杯沿一圈茶渍；还有三个普通干部，张哥、李姐和小陈，都比我大不了几岁，背着帆布包，里面装着登记表、钢笔和印泥。 我们五个人挤在一辆旧吉普里，沿着盘山公路往上爬，车轮碾过碎石路，发出“咯噔咯噔”的响，车窗外的山风裹着草木和泥土的腥气，灌了一车厢。 第一天进村，我跟着他们挨家挨户敲门。王副乡长走在最前面，见了村民先递烟，笑着说“嫂子在家啊？我们来登记下人口情况”，那语气熟稔得像走亲戚；张哥负责记录，钢笔在表格上沙沙写，遇到老人耳背，他就凑到对方耳边，一字一句地念“家里有几口人？育龄妇女几个？”；李姐总带着糖果，看到门口玩耍的小孩就塞两颗，小孩们怯生生接了，转眼就跟在我们身后跑。 我呢？手里攥着空白登记表，手心直冒汗——村民问“小同志，这表填了有啥用啊？”，我支支吾吾说不上来，只能红着脸看王副乡长解围：“这是为了帮大家办准生证、领补贴，都是好事嘞。” 第二天中午，我们在山坳里的老王家吃派饭。老王媳妇端来一碗腊肉炒笋，油星子滋滋响，王副乡长却没动筷子，先问“家里儿媳妇上次孕检去了没？记得让她拿着单子去卫生院领叶酸”，又转头叮嘱我：“小林，把这家的情况记仔细，上次摸底他家添了个孙子，别漏了。” 我低头看自己的本子，果然把“新生儿”那栏空着了，脸一下子烧起来。张哥碰了碰我胳膊，小声说“没事，刚开始都这样，我第一次还把‘已婚’写成‘未婚’呢”，说完冲我挤挤眼。 那天下午，我跟着李姐核对数据，她教我“看户口本要注意婚姻状况那一栏，有的老人以为领了证就算，其实还得看登记日期”，阳光透过她家堂屋的窗棂，在她的帆布包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包里露出半截粉色的头绳——原来总板着脸登记数据的李姐，也会用这么软的颜色。 回程的路上，车开到半山腰突然下起雨，雨点子砸在车窗上，模糊了视线。王副乡长让司机停在路边避雨，从包里摸出几个馒头，分给我们：“垫垫肚子，等雨小了再走。” 我咬着馒头，看着他把搪瓷杯里的茶水倒掉，接了山泉水，又抓了把茶叶放进去，说“这山泉水泡茶，比城里的自来水甜”。那一刻我突然想，这些每天走山路、记数据、和村民家长里短的人，他们的工作或许没有电视剧里那么“光鲜”，但每一笔登记、每一句叮嘱，不都是在把“政策”变成村民手里的补贴、兜里的叶酸、孩子的准生证吗？ 我以前总觉得“干部”是个模糊的词，好像他们就该板着脸、说官话，可这几天跟着他们走村串户，看到王副乡长记得每个村民的名字，张哥能背出谁家的孩子在哪上学，李姐知道哪家老人有高血压——原来所谓“基层工作”，不过是把别人的日子当成自己的事来操心，哪里有什么“官架子”，不过是多了份沉甸甸的责任。 那天我填错表格时，王副乡长没有批评我，只是拿过我的本子，用红笔圈出漏项，说“小林，咱们干工作，差一个数都不行，村民等着我们的表领补贴呢”；就是这个瞬间，我突然明白，他们的“严肃”不是冷漠，而是怕自己的疏忽耽误了别人的事；也正是这份“怕”，让他们在崎岖的山路上走了一年又一年，把每一户的情况都刻在心里。 暑假结束时，我们顺利完成了全乡的计生摸底，王副乡长在总结会上说“小林这孩子，认真”，我红着脸低下头，心里却比考了第一名还甜。 后来上了大学，我总想起那个掉漆的搪瓷杯，想起张哥教我核对数据的耐心，想起李姐给小孩塞糖果时的笑——原来所谓“体验生活”，不是去看别人怎么工作，而是去看见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具体的人，和他们眼里的光。 现在偶尔回老家，我还会路过那段盘山公路，路面已经铺了水泥，不再“咯噔咯噔”响了，但我总想起那辆旧吉普，想起五个人挤在车里，山风灌进来，带着草木和泥土的腥气，还有王副乡长搪瓷杯里飘出的、淡淡的茶香——那茶香里，藏着比“基层工作”更具体的东西，是人与人之间，最实在的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