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三千年文明史，若评出五个顶级政治家，王安石必居其一，苏东坡挨不着边。若评出五个顶级文学家，苏东坡必居其一，但王安石也离得不是很远。 关于王安石与苏东坡的比较，常会惹出很多话题，令人好一番讨论甚至争执。 前面的评价，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政治素养而言，王安石确实要高出苏东坡几个珠峰，同时代中，套用林语堂评价苏东坡的话，真是“不可无一，难能有二”，无有堪比肩者。 倘若不以成败论英雄，王安石至少有三个超越时代的秉性： 一是眼界超前。破解国家困局，必须将国富、兵强、财足、物丰作为头等大事。所以司马光笑他万事“利”字当头，问题是王安石若不利字当头，不逐利，在那些虚头巴脑的文人们蛊惑与争吵下，那么多官吏，那么多兵将，那么多因恩荫入仕吃空饷的人，早就喝西北风了。而且，彼时懂得生财之道的人还真不多，像司马光，堂堂翰林学士，文名史名天下皆知，但硬是说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争民，其害乃甚于加赋”这种完全不懂经济的外行话。让王安石与这样的人同朝为官，就像一个今人遇到一个清朝人，相互讨论，无法同频，简直驴唇不对马嘴。 二是方法得当。王安石的改革经验，是他长期扎根基层一点一滴积累的，当年仁宗要他当京官（宋朝士大夫以做京官为荣，官员离京称去国，那叫一个失落），王安石拒绝了多次，他要把基层的情况摸得烂熟，把基层的病症研究透彻，像医生坐诊要先摸脉一样，所以后来的改革措施，没有一条不是对疾病缠身的宋朝的对症下药。 三是思想领先。看多了宋朝的史料，会发现无论大臣还是大臣中的御史们，凡要说人家的坏话，必有两个杀手锏：一拿祖宗说事，一拿道德说事。双箭齐发，对方必倒。像人家要搞垮寇准，就说他不敬，要搞欧阳修，就说他不伦，亏那时的人还信。旧党对付王安石也是这样，千种批评，百般阻挠，其实说白了无非是改革后，做官不能懒了，官僚地主要交税了，恩荫比前少了，如此等等。面对围剿，王安石说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几句话，在那个时候说这样的话，惊世骇俗，惊天动地，简直十恶不赦。但反过来说，谁又能有这种气魄？别人不敢说，前人不敢说，后人敢说的也不多。 苏东坡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也是纯粹的文人思维。在治国理政上，他不是能手，不过他善良坦诚，从不因政见不同而选边站队，也不因利益得失而落井下石。王安石上台，他替受打击的官员说话，司马光上台，尽废王安石新法，他又说部分新法不可废。他是一个文人性格，有什么说什么，但政治家讲究策略，讲究战略战术，这些“术”苏东坡没有，他天生就不是一个政治家。但他是个好人，一个聪明的人，一个卓越的文学家，一个乐天派，一个人见人爱的好朋友。 宋卢梅坡《雪梅》诗曰：“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搁笔费评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都是好人，各有千秋吧。 “人抬人，人上人；人踩人，人下人。”有什么好争的？ 然而，纵观宋朝三百年历史，坏就坏在一个“争”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