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广州的几个民工在山上凿石刨土，凿掉17米后，一民工突然发现镐头下那些零碎的花岗岩石块不见了，10多个整齐排列的砂岩石板出现在他眼前。 1983年6月的广州北郊，空气都被骄阳烤得有些扭曲，象岗山这个原本海拔不到50米的小山包，正经历着一场几乎要把头皮“削掉”的基建手术，但这本来枯燥的推土作业，被一声清脆而异常的金属撞击声打断了。 按理说，这地方遍地都该是风化零碎的花岗岩，怎么镐头下去，却碰上了整整齐齐的砂岩大石板，几名浑身汗湿的民工停下了手里的活计，盯着脚下这些每块重达3600公斤、足有5平米见方的庞然大物犯起了嘀咕。 那时候谁也没往古墓上想，人群里甚至有人神神秘秘地传言：“莫不是日本人当年留下的军火库”毕竟在这荒郊野岭，谁会把几吨重的大石板哪怕费力气扛上来埋着，要不是为了藏几捆炸药，似乎很难解释得通。 恐惧并没有压倒好奇，就在民工们换了长尖铁镐，试图撬开石板缝隙看看这下面到底是不是“炸弹窝”时，石板下的阴影里并没有火药味，反倒有一缕森森的凉意透上来，这时候要是那一铁锤真的不管不顾砸下去，后面震惊考古界的一幕恐怕就要变成一场灾难。 幸亏工地负责人邓钦友就在跟前，他那个急促的“停手”手势，保住了两千年前南越国最后的体面，随后赶来的文管会副主任麦英豪，趴在那道刚被撬开的缝隙上，把大号手电筒的光柱往下一打，那不是黑黢黢的仓库，而是一个画满了红、黄、绿三色云气纹的华丽地下宫殿。 随着考古队员黄淼章系着绳索滑入那二十米深的幽暗之中，两千年前那个割据岭南的神秘王国，才算是真正露出了一角狰狞，最开始，所有人都以为自己撞见的是传说中的“赵佗墓”那个活了103岁、熬死了自己儿子的南越武王，一直是考古人心里的一个结。 可当真正清理掉压在上面的夯土和石板，进入墓室后，人们的心情却是复杂的：墓室虽然规格惊人，用了足足750块大石板像搭积木一样垒成，但里面却没有那位开国君主的霸气，真正泄露墓主人天机的，不是那堆成山的青铜乐器。 也不是那个证明外交兵权的稀世珍宝“铜虎节”，而是藏在主棺室里的一枚小小金印，在一具完全由丝线串联、包含2291片玉片的精美玉衣胸口位置，考古人员清理出了一枚盘着S形游龙的金印，翻过来一瞧，四个篆书大字“文帝行玺”赫然入目。 这两个字，把历史的坐标从活了一百多岁的爷爷赵佗，瞬间拉到了他那个体弱多病的孙子——赵眜身上，在那个东耳室里发现的青铜句鏙上也刻着“文帝九年”的字样，两相印证，这段历史算是铁板钉钉了。 看着那件依照人体形状缝制的丝缕玉衣，那大约1.7米的长度显得有些单薄，这似乎也印证了赵眜这一生的尴尬：对内，他关起门来称“帝”，敢用“文帝行玺”这样逾制的封号来张扬野心。 对外，面对强大的汉朝和骚扰边境的闽越国，他又不得不让儿子赵婴齐去长安当人质，还要向汉武帝称臣谢恩，这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焦虑，或许就是他身体孱弱、最终英年早逝的原因。 但在这个死后的世界里，他倒是维持了作为一个帝王极尽奢华的尊严，东边耳室的墙根下，十四件钮钟和五件甬钟虽然木架早朽，但依然按大小个头整整齐齐地排着队，甚至上面包裹的丝绢痕迹都还隐约可见。 西耳室里则挤满了几十个铜鼎，这在当时可不是谁都能享用的排场，更绝的是他身边的那些女人，随着挖掘深入，几枚散落的印章勾勒出了一幅后宫图鉴：一枚象牙刻的“赵蓝”私印，还有“左夫人”、“泰夫人”的铜印，簇拥着那一枚地位最高的“右夫人玺”金印。 生前的前朝争斗我们不得而知，但在地下这阴冷的石室里，这些用不同材质区分尊卑的印章，依然死板地恪守着那套等级森严的礼教规矩，至于那个真正的大佬赵佗究竟葬在哪儿，恐怕只能继续留给时间去猜谜了。 但在那个炎热的夏天，因为几块“拦路”的砂岩石板而重见天日的赵眜，倒是意外地成了那个讲故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