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在南京下飞机，何应钦第一个上去迎接，谁知老蒋却绕开他，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在南京下飞机，何应钦第一个上去迎接，谁知老蒋却绕开他，走到一位老者面前，深深鞠了一躬。   1936年12月26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乘机归来，宋美龄亲自搀扶他走下舷梯。   机场上聚集了国民政府几乎全部高层，军政部长何应钦率先上前，脸上堆满关切之色。   然而蒋介石只是冰冷地扫了他一眼，脚步未停，径直绕开了他，何应钦伸出的手僵在半空，周围瞬间陷入静默。   蒋介石的目光越过人群，落在队伍后侧一位老者身上，他就是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急于靠拢，只是静静伫立，双手负后，神情平和淡然，蒋介石快步上前，郑重脱帽，对着林森深深鞠了一躬。   据在场者回忆，蒋介石并非只鞠一次，而是连续三躬，态度极为恭敬，他口中还郑重说道：“连累主席受惊了。”   这一罕见场景让所有人都大感意外——要知道，何应钦手握兵权，身为黄埔系核心，平日里与蒋介石关系密切，而林森虽位居国家元首，却向来低调，并无实权。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后，南京政府迅速分裂为两大阵营。   以宋美龄、孔祥熙为首的主和派主张谈判营救，而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主战派则态度强硬，坚决主张武力讨伐。   何应钦不仅调兵遣将组建“讨逆军”，还计划动用空军轰炸西安。更让蒋介石记恨的是，他在事变期间频繁与汪精卫联络，试图拉拢外力，为自己谋取更高政治地位。   在蒋介石看来，这种“积极”绝非忠心，而是趁火打劫的政治投机。   反观林森，这位虚位元首，反而坚决反对武力营救，他三次明确否决何应钦的讨伐令，直言张学良部队的爱国底色，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他还通过签发手令限制军事调动，遏制了主战派的激进势头，为和平谈判赢得了时间。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红军以民族大义为重，提出和平解决方针，派周副主席率代表团赴西安斡旋。   他向张、杨阐明团结抗日的重要性，坚定了他们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心，宋庆龄等爱国人士也积极奔走，呼吁避免内战、共赴国难。   而林森的坚持态度遥相呼应，多方努力下，避免了内战扩大，也间接保住了蒋介石的性命与权力。   林森的为人向来清廉自持，从不结党营私。朋友来访时，他曾让客人与自己挤在一张床上休息，次日清晨还亲自备好早饭。   这位身居高位的元首生活极其简朴，身后并无多少遗产，在腐败丛生的政治圈中堪称异类。   机场这一幕，既是蒋介石个人情感的表达，更是一次精心算计的政治表态。   他用公开的尊敬告诉所有人，谁才是真正值得信赖的人；用刻意的冷遇敲打那些在危机中试图渔利的势力。何应钦的尴尬与失落，正是这场政治信号的直接体现。   虽然何应钦并未因西安事变立即被清算，但他的兵权自此开始逐步被削弱，1936年12月29日，国民政府正式指令撤销“讨逆军”司令部及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部，停止军事行动。   到1944年，何应钦彻底失去军政部长职位，这一切的伏笔，早已在机场那一刻埋下。   林森则继续保持低调务实的作风，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直至1943年，这一年，他因车祸不幸去世，临终前仍惦记着国家主权，嘱托蒋介石等人“务必要光复台湾”。   蒋介石亲自为其撰写挽联，以“清白自持，勤慎为国”称赞其人品与作风，晚年更评价他为“完人”。   据说蒋介石与林森两人曾在庐山偶遇，林森既未回避也未上前，只是在一旁观赏古玩，而蒋介石主动上前问候“主席好”，足见对这位元老的敬重。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推动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形成。   蒋介石事后的人事调整也清晰反映了路线转向——主和派将领如陈诚等人得到重用，温和力量成为国民党内部主流。   何应钦的失势，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标志着国民党内“主战派”影响力的大幅衰退。   事实证明，在民族危亡之际，盲目动武无法解决根本矛盾，反而可能导致局势失控，林森的理性与克制，成为那个年代难得的清流。   而林森的故事，更让人看到虚位者的力量。他虽无实权，却在权力漩涡中坚守原则；虽不争不抢，却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   这种“根坚、身实、枝柔”的处事智慧，让他成为动荡时局中不可或缺的平衡器。   回望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西安事变的和平化解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团结抗战的宝贵机会。林森用自己的坚守，在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蒋介石机场的鞠躬，既是对个人恩义的回报，更是对和平路线的公开认可。   这一幕无声的政治表态，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经典片段，蒋介石的三躬、林森的淡然、何应钦的尴尬，不仅是三人命运的缩影，更折射出一个民族在危亡之际的艰难抉择与历史转折。   参考信源： 国民党曾为林森举行国葬 蒋介石亲往祭奠 2014年03月27日 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