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后代基本都润出去了，成了富商、巨贾，左宗棠的后代一个没走，全在国内，成了医生、学者、技术员。 左宗棠这辈子活得硬气，快七十岁的人了，明明可以在家安享晚年，偏要抬着棺材出征新疆，硬生生从沙俄手里把那么大一块土地收回来，这份家国情怀刻进了骨子里。 他在朝堂上当官时位高权重，手里握着军政大权，按说想敛财易如反掌，但他偏偏活得清廉，死后没给子女留下多少家底，四个儿子每人就分了一千多两银子。 按清朝的购买力算，当时一两银子大概能买三百多斤大米，相当于现在六百多块钱，一千多两就是几十万，看着不算少，但对比同期官员的收入简直不值一提。 当时一品大员年薪都有一百八十两，还不算养廉银，左宗棠一辈子攒下的家业，还不如有些官员几年的俸禄。 他没留下金山银山，只传下一句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的家训，还反复告诫子女不能结交纨绔子弟，要从寒苦艰难中做起，耕读传家才是根本。 这样的家风自然养出不一样的后人，左宗棠的后代没有一个想着往外跑，全都扎根在国内。 次子左孝宽潜心学医，成了当地有名的郎中，免费给乡邻看病；曾孙左景鉴更是厉害，和黄家驷、裘法祖等人并称中国外科 “四把刀”，参与组建了重庆医学院，一辈子救死扶伤； 第四代孙左焕琮当了清华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专攻显微神经外科，第四代孙女左焕琛是复旦大学教授，研究影像医学和心血管病，都是实打实的技术人才。 还有曾孙左景伊，成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提出的 “左氏定律” 至今还是化工防腐领域的重要准则。 如今左家已经延续到第九代，数百后人大多投身教育、科研、医疗领域，出了数十位知名专家学者，没有一个走歪路的。 再看李鸿章，路子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手里握着二十万淮军，甲午战争时日本都打到家门口了，朝廷一再下旨让他出兵，他却一门心思指望英俄两国调停，硬是按兵不动，眼睁睁错失战机。 说白了，他不是没兵没实力，而是不敢打，有御史揭露，他把一千五百多万两白银交给日本商号打理，担心打仗会丢了这笔财产。 这样的人当官，自然把敛财放在心上，李鸿章家族最鼎盛时，在安徽老家的田产就有两百五十多万亩，光是合肥东乡就占了六十万亩耕地，差不多是当地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二，每年收租就能达五万石。 他还在招商局、开平煤矿、通商银行等企业持有大量股份，遗产保守估计有几百万两白银，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得有十个亿，妥妥的巨富。 这样的家底和行事风格，后代自然想着往外跑。李鸿章的后代大多润到了海外，其中李昭庆的第四代孙李家昶、李家景、李家曙三兄弟，在香港和海外闯荡，从几十美金起家，硬生生打拼出环球钢铁厂、捷丰纺织印染厂等一批企业，成了身家亿万的富商，被称为李家的 “三艘航空母舰”。 李家曙更是从香港闯到新加坡，涉足银行业、纺织业、矿业，甚至在马来西亚的原始森林里开过钨铁矿，把商业版图铺到了多个国家。 那些跟着李鸿章一起逃出去的清朝国民党高官，日子就没这么顺了。 纽约长岛和康州住着不少满清贵族后人，有位自称和纳兰容若同宗的 “金主子”，住着庄园，收藏着古董，却连中文都不会念，也没什么亲属往来，活成了孤家寡人。 还有不少逃出去的官员后代，在海外没了根基，又丢了祖上传下来的做人准则，大多混得浑浑噩噩，很多都断了香火。 美国 1882 年就出台了排华法，当时在美华侨大多是广东劳工，那些显贵后人在海外孤立无援，既融不进西方社会，又忘了自己的根，日子过得远不如留在国内的左宗棠后代踏实。 左宗棠自己拼了老命守护的土地，怎么可能让后代轻易离开，他没给后代留多少钱，却把爱国报国的念想刻进了基因里。 而李鸿章呢，一辈子精于算计，只顾着攒家底，后代自然跟着学，眼里只有利益，哪里安全、哪里有钱赚就往哪去。 都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左宗棠栽的是守护家国的 “参天大树”，后代自然愿意在树下扎根；李鸿章堆的是满是铜臭味的 “金山”，后代捧着金子跑路，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李鸿章的后代能在海外混成富商巨贾，靠的不还是祖上留下的资本和门路，而左宗棠的后代能在国内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靠的则是代代相传的家训和实打实的学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