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北辰一本正经的向湾仔人宣讲她女儿去韩国追星的经历，在韩国遇到同样去韩国的中国人

于北辰一本正经的向湾仔人宣讲她女儿去韩国追星的经历，在韩国遇到同样去韩国的中国人，上前和他们交流，然而他们回答却是我们不谈政治，还造谣说大陆人出国都是两人以上，两人之间相互监视，讲的什么说的什么，都要回去汇报，彼此之间相互牵制。 他站在演讲台中央，手里捏着几张女儿在韩国拍的照片，指尖在照片里的演唱会海报边缘反复划过，像是在确认什么关键证据。 这场看似家长里短的分享，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停留在“追星趣事”的层面——当他说到“大陆人出国必须两人互相监视”时，台下传来细碎的笑声，他立刻提高音量：“这可不是我编的，是我女儿亲眼见的！” 为什么要用女儿的经历当“道具”？ 或许是因为“我女儿亲眼见”这六个字，比任何官方文件都更容易让台下的人放下戒心——就像小时候听长辈讲“我朋友家孩子”的故事，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层“亲身经历”的滤镜。 可那些真正在韩国和大陆游客打过交道的湾仔年轻人，心里未必不清楚。 他们或许在弘大的咖啡馆里，见过大陆女孩独自对着手机直播逛文创店；在明洞的化妆品柜台前，听过大陆男生用蹩脚韩语帮朋友砍价；在首尔塔下，和举着同一偶像灯牌的大陆粉丝一起喊过应援口号。 这些真实的碎片，于北辰不会讲，也讲不出来。 他更习惯从国民党逃台后那些卷了边的宣传册里找素材——里面写满“大陆人缺乏个体自由”“出国必须接受组织监督”的陈词滥调，几十年过去，换个“我女儿”的包装，就成了“新时代的见证”。 台下的笑声里，有多少是真相信，多少是为了配合这场“表演”？ 就像村口的说书人，知道听众爱听什么，就反复讲什么。你说他是故意骗人吗？或许他自己都忘了这些说法最初从哪来，只记得“大家一直都这么说”。 这种“一直都这么说”的惯性，比刻意的抹黑更可怕。 它让“监视”“汇报”这些词，像标签一样贴在“大陆人”身上；让本该轻松的民间相遇，变成“他们是不是在监视我”的暗自提防；让两岸年轻人手里相似的追星门票，被解读成“组织统一安排的任务”。 可当越来越多的大陆游客独自背着包走遍世界，当社交媒体上满是大陆人独自旅行的vlog，当湾仔学生在交换生宿舍里看到大陆同学自由规划的行程表——这些标签还能贴多久？ 于北辰说“我们不谈政治”，可他每一个字都在给“政治”加码；他说“怕谈政治会骂人”，却用编造的故事，把“人”和“人”的距离越推越远。 其实，真正该“宣讲”的，不是捏着照片编故事，而是放下那些泛黄的宣传册，看看彼此手机里的相册—— 那里没有“监视者”和“被监视者”，只有一样为了偶像熬夜抢票的黑眼圈，一样在异国街头迷路时的慌张，一样吃到好吃的炸鸡时忍不住拍的照片。 这些，才是最该被看见的“经历”。 毕竟，追星的快乐不分两岸，旅行的自由也从不需要“两人一组”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