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一名老人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参观时，他趁没人就想摸一下文物，工作人连忙阻拦，老人却红着眼眶说：“当年是我背着它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北京的夏天，总有那么些故事藏在老建筑的角落里。1976年，一位江西老汉走进军事博物馆，目光忽然定格在一台旧发电机上。他上前几步，就要伸手去碰，工作人员赶紧拦住。老人眼睛湿润了，声音带着颤：“当年是我背着它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这台机器，究竟藏着多少生死离别的秘密？它见证了什么样的一生？ 说起谢宝金，得从江西于都那片红土地讲起。1934年，红军主力面临敌军围堵，部队从中央苏区撤出，谢宝金这时候加入了队伍。他出身农家，二十出头，身板结实，很快就成了骨干。领导一看他力气大，就安排他负责一台手摇发电机。这玩意儿重达六十八公斤，能给电台供电，还能充夜间手电。部队通信全靠它，出了岔子，后果不堪设想。谢宝金从那天起，就把这机器当成命根子，寸步不离。 长征一启动，路就难走了。红军不足十万人，翻山越岭，过草地，敌军追得紧。谢宝金每天扛着机器行军，肩上绳子勒出血印子也不吭声。湘江战役那会儿，水流急，队伍损失惨重，他还是把机器护得严严实实。翻雪山时，高海拔缺氧，战士们一个个倒下，他咬牙坚持。草地行军，脚下泥沼陷人，他深一脚浅一脚往前挪。敌军伏击来得突然，枪声一响，他就把机器藏好，绝不让它落敌手。从江西到陕北，两万五千里，机器完好无损，为部队电台提供了关键电力支持。 这事在部队里传开，大家都叫他“铁柱子”。谢宝金自己倒没多想，就觉得这是分内事。长征到陕北，1936年10月，部队终于站稳脚跟。谢宝金继续随军，参加了遵义会议、三大战役、渡江战役，还有解放西北的战斗。每次关键时刻，通信设备都靠得住，他功劳不小。可他从不居功，总是说，革命胜利是大家的事。 新中国成立后，谢宝金有机会升职，但他推了。宁愿留在普通岗位上，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退休后，回江西老家，过着平静日子。就是这份低调，让人觉得他像极了千千万万老红军，平凡却伟大。 转到1976年，这年夏天，谢宝金身体有点小毛病，由侄子谢林贵陪着去北京治病。看完大夫，侄子说，闲着没事，去军事博物馆转转吧。两人进了展厅，人不少，学生家庭游客到处是。谢宝金慢慢走着，看枪支模型，看地图残片。忽然，通信设备区那台军绿色手摇发电机映入眼帘。外壳斑驳，摇柄弯曲，跟当年那台一模一样。周围人少，工作人员在远处忙活，他走上前，就想摸一把。 工作人员见状，马上过来拦：“同志，展品不能碰。”谢宝金手缩回去，眼睛红了，泪水打转。他声音低沉，带着江西口音：“当年，是我背着它走完了那两万五千里长征。”这话一出，空气都静了。工作人员愣住，侄子赶紧解释来龙去脉。原来，这机器是长征时的宝贝，谢宝金一路护送，从江西于都到陕北吴起镇，从没丢下过。工作人员听了，点点头，让他们多看会儿。谢宝金站在那儿，目光久久不离机器，像在跟老伙计聊天。 这事后来传开，博物馆还特意记录下来。谢宝金的经历，本就是红军精神的缩影。那台发电机虽是复制品，却勾起他满脑子回忆。长征路上，多少次风餐露宿，机器成了部队的“心脏”。没了它，电台哑巴，命令传不开，战斗就打不赢。谢宝金护它，就等于护着革命火种。他从不抱怨重量，从不提辛苦，就觉得这是红军该干的。 想想看，长征不光是走路，更是意志的考验。谢宝金这样的战士，用行动诠释了初心使命。敌军围剿，内部困难，红军靠的就是这份韧劲。发电机重六十八公斤，相当于一个壮汉的分量，他扛着它过江爬山，敌机轰炸时还得藏匿。一次次战斗，机器提供电力，帮部队联络上级，协调行动。陕北会师后，这设备继续发挥作用，直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谢宝金一生低调，退休后帮乡亲们修电器，教年轻人识字。1981年，他在北京医院离世，享年八十五岁。临终前，还念叨着长征旧事。博物馆那台机器，如今成了教育基地的重点展品。每年有无数人来瞻仰，听他的故事。红色基因就这样一代代传下去，在新时代激励大家为强国建设添砖加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