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上海“高考状元”袁钧瑛，曾以公费赴美留学，却拒不回国，甚至改换国籍，而到了晚年的时候，却执意要带着全部积蓄重返中国。这究竟是为什么？ 袁钧瑛1958年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父亲是解剖学教授，母亲是中药植物分类教授，爷爷是上医二级教授。从小她就接触到科学氛围，可父亲因护士配错药生病离世，这件事让她对医学产生兴趣。那个年代，高考中断，她高中毕业后进厂当工人，但没放弃自学，刷完所有教科书习题。1977年高考恢复，她以上海市理科最高分考上复旦大学生物系，专攻生物化学。大学四年，她成绩一直拔尖，还和同班同学俞强谈恋爱，后来成了夫妻。1982年本科毕业，她以第一名考入上海第一医科大学研究生，继续钻研生物医学。 研究生阶段，袁钧瑛掌握了不少实验技能，处理生物样本和数据分析，为以后打基础。1983年，她申请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从全国25000人中杀出，以第二名成绩拿到哈佛大学医学院入学资格。这个项目是国家公费支持优秀学生赴美留学，目的是学成回国贡献力量。她收拾行李，飞到美国，开始新生活。哈佛那边，她跟导师罗伯特·霍维茨学神经科学，这位导师后来2002年拿了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袁钧瑛每天泡实验室，练习阅读原始文献，适应文化冲击。 哈佛学业挺难，她选实验室时没找到研究细胞死亡的组，向主任提意见，结果被安排去麻省理工跨校研究，哈佛出部分经费。1989年，她拿到哈佛神经学博士学位，接着去麻省理工做博士后。在MIT，她跟随团队研究线虫细胞死亡，每天死磕实验，终于发现第一个控制细胞死亡的基因。这项工作直接推动细胞凋亡领域发展，也为导师诺贝尔奖贡献不少力量。她在实验室里证明线虫机制和人类细胞相关，1993年团队发论文在顶级期刊上。 博士毕业后，袁钧瑛没按公派要求回国，而是留在美国继续工作。同期很多留学生都回来了，但她犹豫了。那时候，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科研条件落后，硬件设施和资金支持远不如美国。哈佛和MIT有先进设备如电子显微镜和计算机系统，她觉得留在那边才能做前沿研究。1990年，她受聘哈佛医学院助理教授，1996年升副教授，2000年成终身正教授，是哈佛第一个亚裔正教授。在美国，她专注于细胞程序性死亡，发表100多篇论文在《自然》、《科学》、《细胞》等杂志上，成为国际权威。 为了适应美国科研体系，袁钧瑛在上世纪90年代加入美国国籍。这步棋在当时看来现实，她没上报国家，也没告诉家人。导师建议她留美继续研究，等祖国需要时再帮手。她觉得最优环境才能出顶尖成果，不后悔这个选择。她的研究填补了细胞死亡调控基因空白，推动全球实验室跟进，应用到神经退行性疾病如帕金森和阿尔茨海默的治疗上。2007年，她当选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2017年又成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那时候她在匹兹堡做报告，工作人员费劲才联系上她。 袁钧瑛的丈夫俞强是她大学同学，2002年他没换国籍，辞掉美国副教授职位回国，任中科院研究员。她支持这个决定，自己也开始时常回国团聚，积极参加国内活动。丈夫回国后，她更频繁往返中美，表达落叶归根的想法。2006年，她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外籍教授，指导博士生。2012年，她牵头组建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担任主任，把哈佛和MIT的科研方法带回来，比如从经典文献找问题，死磕实验。 中心聚焦生命科学前沿，她组织团队探索细胞机制，填补国内空白。袁钧瑛带回前沿视野、研究方法和管理经验，助力培养下一代人才。中国科研条件逐步提升，生命科学领域有新设施和资金支持，这让她看到机会。2020年，当选美院士三年后，她全职回国，投入更多精力到中心工作。她的回归反映时代变化，国家实力增强，科研氛围改善。她在上海扎根，参与国际合作，交换样本和数据，推动医学研究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