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梅汝璈拒绝南渡，坚定留在北京。1966年后，梅汝璈遭受到巨大磨难。小将们搜出了他在东京审判穿的大法袍，准备焚烧。对此，梅汝璈说道：“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梅汝璈这个人啊，1904年出生在江西南昌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梅晓春有点小官职，特别注重孩子教育。他从小就聪明，1916年考上清华学校，那时候清华是培养留美人才的地方。他在那儿学了八年，接触了不少中西方知识，尤其对法律感兴趣。毕业后，1924年他公费去美国，先在斯坦福大学拿了文学学士，然后转到芝加哥大学法学院，1928年搞定法学博士。留学时候，他没光顾着念书，还组织过支持北伐的活动，对国家统一挺上心。 回国后，梅汝璈先在山西大学教书，后来跳到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和复旦大学，继续讲法学。他的课讲得通俗，学生听着不累。他还进了国民政府，当过内政部和立法院的立法委员，帮着起草了不少法律草案。那时候中国法律体系乱，他出力不少，推动了一些改革。1945年抗战赢了，他被选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这可是大事。 1946年到1948年，梅汝璈在东京审判上代表中国。他带去南京大屠杀的证据，和其他国家法官一起审了28名日本甲级战犯。审判开了818次，判了7人死刑，包括东条英机那些。他在庭上据理力争，确保中国声音不被忽略。这段经历让他在法学界出名，也让他对民族正义更有担当。审判结束后，他从日本经香港回大陆，正好赶上1949年大变局。 那年解放军进北平，国民党败退，很多知识分子跟着去台湾。梅汝璈的朋友劝他走，说他名气大，留下来有风险。但他没动摇，选择留在北京。他觉得参加东京审判是为国家争气，新中国成立后，更该把学问用在建设上。他后来当了外交部顾问，搞国际法研究。这决定挺大胆，那时候谁知道未来啥样，但他就这么留下了，继续在教育和法律领域出力。 留在北京后，梅汝璈低调做事，参与了一些法律工作。1966年后，北京乱了套，他已经六十多岁，日子不好过。年轻人冲进他家，翻东西，把书和字画毁了。他们从柜子里找出那件东京审判的黑色法袍，看着旧，就想烧掉。梅汝璈上前拦着，解释这是审判日本战犯时穿的，代表中国控诉侵华罪行的见证。年轻人听了，没下手，法袍保住了。这事儿让他保住了历史物件，也显示出他对那段审判的重视。 法袍是丝质的，审判时他穿它出庭，象征权威。在东京，他曾为座位安排抗议，脱下法袍拒绝预演，确保中国法官地位平等。那场审判，中国检察官倪征燠他们收集证据，他作为法官推动判决公平。法袍见证了控诉南京大屠杀的过程，铁证如山，让战犯无法抵赖。保住法袍，等于留住了民族记忆的一部分。他用事实说服年轻人，避免了毁坏。 东京审判对中国意义大，它是二战后第一次亚洲国家主导审判侵略者。梅汝璈在里面出力，确保判决书超1200页，涵盖所有罪行。他回国后，把经历写成书，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分享给后人。1949年拒绝南渡，让他能在新中国继续贡献，虽然中间有磨难，但他没后悔。法袍事件后，他还是坚持教学，讲法律和历史。 晚年，梅汝璈在北京课堂上分享审判细节，给学生讲证据收集和庭审过程。他当过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继续参与事务。1973年，他因病去世，享年69岁。去世前，他哼唱旧校歌，回忆清华时光。家人按他意思，把东京审判判决书底稿和法袍捐给国家博物馆。这些东西现在是历史展品，让人了解那段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