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在北京60多平米的老房里度过95岁生日！没有鲜花也没有寿宴，唯一的生日礼物，是侄子送来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九三学社画的祝寿字画...... 北京老城区的蝉鸣里，许鹿希坐在书房的藤椅上。 窗台上的茉莉花飘着淡香，书桌上摊着侄子许进送来的祝寿字画，来自中物院和九三学社。 这是她95岁的生日，没有寿宴，没有鲜花，只有字画与墙上邓稼先的荣誉证书相对。 她伸出布满皱纹的手，轻轻抚过画轴上“国之脊梁”四个字，指尖停在落款处，久久没动。 1953年的北京，学术交流会上的灯光有些暗。 许鹿希刚讲完神经解剖学的课题，转身就撞见邓稼先递来的笔记本：“您刚才说的突触理论，我有个疑问。”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眼镜后的眼睛亮得像星星，笔记本上记满密密麻麻的公式。 那天他们聊到散场，邓稼先送她到公交站，说：“我最近在看您发表的论文，很受启发。” 公交开动时，许鹿希回头，看见他还站在原地挥手，手里攥着那本笔记本。 1955年的婚礼很简单，许鹿希穿着素色旗袍，邓稼先还是那套中山装。 新房在中关村的老公寓里，最值钱的是两个装满书的木箱，邓稼先把它们拼成书架。 晚饭后，邓稼先拿出小提琴，拉了首《梁祝》，许鹿希靠在沙发上听，手指跟着旋律轻打节拍。 他放下琴说：“以后咱们的家，要有书，有音乐，还要有好好过日子的踏实。” 许鹿希笑着点头，那时的她没想到，这样的日子，只过了短短三年。 1958年秋的傍晚，邓稼先回家时，手里多了个黑色公文包。 他没像往常一样拉琴，而是坐在桌边抽烟，烟蒂在烟灰缸里堆了小半。 “我要去做一项国家需要的工作，得长期离家，具体的不能说。”他声音很低。 许鹿希端来的热茶还冒着热气，她没追问，只是把茶推到他面前：“我帮你收拾行李。” 那晚她把他的衬衫一件件熨平，在行李箱夹层放了包龙井茶——那是他最爱喝的。 罗布泊，风沙裹着热浪拍在板房上。邓稼先趴在煤油灯前写家书，信纸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边缘参差不齐。 他刚完成一次核弹试验数据演算，手指还沾着铅笔灰，却一笔一划写得认真：“家里都好吗？孩子们长高了吧？”写了又划掉，最后只留下 “勿念，安心工作，国家需要我”。 送信的战士要走时，他又追上去，在信封背面补了句 “天凉加衣”—— 他记着许鹿希有风湿。 这封信走了半个多月才到北京，许鹿希读了不下十遍，把信封里掉出的沙粒都小心收进小盒子。 1964年10月16日，许鹿希正在课堂上讲解大脑皮层结构。 广播里突然传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教室里瞬间沸腾。 她站在讲台前，眼泪突然掉下来，学生们以为她是激动的，没人知道，她在想远方的邓稼先。 那天晚上，她做了邓稼先爱吃的红烧肉，摆了两副碗筷，对着空座位说：“你看，成功了。” 直到半个月后，邓稼先才偷偷回了趟家，瘦得颧骨都凸出来，只说“一切都好”。 1985年的病房里，消毒水味盖过了一切。 许鹿希放下手里的医学文献，给邓稼先擦脸，他的脸颊已经没了肉，皮肤松垮地贴在骨头上。 “这辈子最对不起你，没陪你好好看星星。”邓稼先握着她的手，声音轻得像羽毛。 许鹿希把脸贴在他手背上，眼泪浸湿了他的袖口：“我不怪你，从来都不。” 那些天，她白天守着病床，晚上整理他的科研笔记，每一页都仔细标注，生怕漏了一个公式。 1990年的清明，许鹿希带着白菊去八宝山。 她蹲在邓稼先的墓碑前，轻轻擦去碑上的灰尘，就像当年他出门前，她帮他整理衣领一样。 “家里的茉莉花又开了，我给你带了点龙井，泡在保温杯里了。”她对着墓碑轻声说。 回家后，她把邓稼先的小提琴擦干净，放在书房最显眼的地方，偶尔拿出来，却再也没人拉给她听。 如今的许鹿希，还是每天早起浇茉莉花，傍晚坐在藤椅上看书。 书桌上的台灯，还是当年邓稼先用过的那盏，灯泡换了好几次，灯座却一直没换。 有学生来看她，她会拿出邓稼先的科研笔记，一页页讲背后的故事，眼里闪着光。 她常说：“他没做完的事，有人接着做；他爱过的国，越来越强，这就够了。” 95岁的她，在60多平米的老房里，守着回忆，也守着他们共同的信仰——那是比鲜花寿宴更珍贵的，属于他们的“一生”。 主要信源：（人民协政网——“两弹元勋”邓稼先夫人许鹿希平静度过95周岁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