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晨，民国女子董竹君忽感下身不适，发现床上竟有一摊血污，吓得花容失色，伺候她的老妈子慌忙捂住她的嘴巴，悄悄附到她耳边说：“姑娘，你赶快逃吧！” 1935年冬，上海法租界的锦江小餐里，蒸汽裹着麻辣香。 董竹君站在后厨，手里拿着小瓷勺，反复调试汤底的咸淡。 食客们不知道，这个穿着旗袍、神情干练的老板娘，20年前曾是青楼里的卖唱少女。 她指尖划过灶台边的账本，想起1915年那个深夜，自己攥着半本《论语》逃出青楼的模样。 那时的她不会想到，日后会用一把勺子，在上海闯出一片天。 1915 年春的清晨，上海青楼的雕花木窗透进微光。董竹君从梦中惊醒，伸手摸向身下，指尖传来黏腻的温热。 她猛地坐起，看清粗布床单上那摊暗红血污时，心脏像被攥紧。管事前几天说的话在耳边炸响：“等你‘成人’了，就得接客，这是规矩。”她慌忙扯过被子盖住，指尖却还残留着血污的触感，冰凉又恐惧。 那天清晨，董竹君躲在狭小的盥洗间，用冷水一遍遍擦身。水顺着发梢滴进衣领，她盯着铜镜里的自己 —— 双丫髻还没散，眼里却没了往日的亮。 她想起 13 岁被抵押来青楼时，父亲塞给她半本《论语》：“认字能明事理，别丢了自己。 ”现在这半本书就藏在枕头下，她摸了摸口袋里攒的几个铜板 —— 那是客人给的赏钱，她没敢交出去。 “不能接客，我得逃。” 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声音发颤却很坚定。 白天卖唱时，董竹君的手指都在抖。抱着琵琶唱《茉莉花》，眼神却在偷偷观察青楼的后门 —— 那里只有一个守夜人，半夜会打盹。 春夜，董竹君拎着包袱溜出青楼后门。 包袱里只有几件换洗衣物和那半本《论语》，鞋底沾着小巷的泥水。 夏之时在约定的路口等她，手里拿着一张去日本的船票。 “我娶你，但你得听我的。”夏之时说，董竹君却摇头：“要明媒正娶，还要送我去留学。” 她知道，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不能再像在青楼那样身不由己。 那年秋天，她在日本东京的女子学校报到，课本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 1916年的日本，董竹君每天清晨都去咖啡馆打工。 她端着咖啡杯，耳朵却在听邻桌学生讨论时政，下班后再赶去学校上课。 有次打工迟到，老板扣了她半天工钱，她饿着肚子在图书馆读了一夜《家政学》。 夏之时寄来的生活费有限，她就自己织毛衣去卖，换来的钱全买了书。 四年后毕业时，她的日语说得流利，还学会了记账、管理，笔记本攒了厚厚一摞。 1927年的上海，董竹君抱着最小的女儿，站在织袜厂的废墟前。 战乱毁了她的工厂，还欠下一笔巨债，债主天天上门催讨。 最难时，她把嫁妆当了，换钱给女儿们交学费，自己啃着咸菜馒头。 有天晚上，女儿问她：“妈妈，我们什么时候能有新家？”她抱着女儿，指着窗外的路灯说：“等妈妈再攒点钱，就给你们买带窗户的房子。” 后来她入狱，在牢里还想着怎么东山再起，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去考察市场。 1935年，锦江小餐刚开业时，地痞来收保护费。 董竹君没怕，反而端出刚做好的川菜：“尝尝我的手艺，以后多来捧场。” 地痞吃着菜，被麻辣味呛得直咳嗽，她趁机说：“我这小本生意，靠的是客人捧场，不是欺负。” 后来杜月笙、黄金荣来吃饭，她也不卑不亢，按规矩收账，从不攀附。 锦江茶室开起来后，她特意请了女服务员，还规定不许客人对服务员无礼——她知道女性谋生的难。 1980年，北京的一间老房里，董竹君正和女儿整理自传素材。 她戴着老花镜，翻出当年在日本的笔记本，上面还夹着一张泛黄的船票。 “那年去日本，我就想，一定要活出个人样来。”她对女儿说，眼里闪着光。 自传《我的一个世纪》出版后，有人问她最骄傲的事是什么。 她说是四个女儿都成了有用的人——大女儿当医生，二女儿搞科研，没一个靠别人。 晚年的她，每天还会读几页《论语》，只是那本旧书，早已被她用透明纸包了好几层。 1997年秋，97岁的董竹君在睡梦中安详离世。 床头放着那本《论语》和锦江饭店的老照片，照片上的她穿着旗袍，笑容温和却坚定。 从青楼歌女到实业家，从负债入狱到创办知名饭店，她用一生证明，女性从不该被命运定义。 如今锦江饭店依旧热闹，食客们或许不知道它的创始人是谁，但董竹君“自立自强”的精神，早已融入这座城市的记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人生。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 澎湃新闻——那个净身出户的女人，决心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