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95岁高龄的他被赶出了自己的家，短短两个月就郁郁而终，至死也没能再看一眼海峡彼岸的故乡，他著作等身，与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他出生名门，一生致力于历史和教育事业，创办著名的香港中文大学，他就是一代国学大师钱穆。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钱穆，生于1895年无锡七房桥，家中自诩书香门第，藏书万卷，可惜好景不长，少年时家境渐趋衰败，父亲早逝，学费难以为继，钱穆不得不在十八岁时离开学堂，转而在乡村小学教书糊口，生活困顿，却未曾动摇他对学问的执念，夜色中灯火微弱，钱穆常独自研读《史记》《资治通鉴》等古籍，日复一日，将古书中的字句啃成自己的知识根基。 没有受到过系统高等教育，钱穆却凭着执着与天资，走上了自学成才的道路，二十岁后，他自修群经，涉猎经史子集，笔耕不辍，陆续撰写学术论文，投寄各大报刊，渐渐在学界崭露头角，三十岁左右，他完成了《刘向歆父子年谱》，学界权威顾颉刚赞赏有加，向燕京大学推荐钱穆，就这样，一纸聘书将这个没有大学文凭的乡村教师带入了中国学术的殿堂。 步入燕京大学后，钱穆并未感到自卑，反而一心钻研国学，在北大讲学期间，他主张“温情与敬意”，反对极端疑古与全盘西化，他坚持认为，治史不能仅凭冷冰冰的考据和推理，更需敬重历史、体恤人心，胡适等人主张西学为体，钱穆则提倡中西合璧，推崇传统文化自信，强调中华文明之独特价值。 抗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西迁，组成西南联合大学，钱穆随校南下昆明，辗转于简陋教室与破旧庙宇之间，依旧坚持讲授中国通史，物质匮乏，环境艰难，他用手写讲义、蜡版刻印，带领学生重温历史脉络，就在光线昏暗的油灯下，《国史大纲》逐渐成型，这部著作以简明清晰的逻辑梳理数千年历史，强调历史的连续性与文化的根脉，成为一代青年心中的灯塔。 战火未熄，钱穆坚信，只有守住中华文化之魂，民族才能在劫难中自立自强，他所讲授的历史课，不拘泥于帝王将相的更替，而着眼于制度、思想、风俗的变迁，他强调，历史是民族的精神家谱，不能任由外来文化冲击后自我否定，钱穆的观点在学界引发讨论，他以学术独立精神面对各派争鸣，始终坚守温情与敬意的原则。 1949年，内地局势巨变，钱穆南下香港，面对殖民地教育制度下的文化断裂，决意自办新亚书院，延续中华文脉，香港此时中文教育薄弱，钱穆四处奔走筹资，亲自承担中国通史、思想史等主干课程，初创时期，校舍简陋，办学经费捉襟见肘，他却毫无怨言，甚至典当妻子的首饰以济燃眉之急，新亚书院从十几名学生起步，逐渐壮大，最终与崇基、联合两院合并，成为今日香港中文大学。 钱穆担任香港中文大学首任副校长，积极推进中文教学和中国文化课程建设，他不仅引进一批内地学者，还创办新亚研究所和新亚中学，将中华文化教育理念贯穿于各级学制，学生们在他身上感受到中国学人的骨气与担当，许多人毕业后投身文化教育事业，将钱穆的精神带往世界各地，钱穆始终坚守，大学应是民族文化的灯塔，不应迷失在殖民地与乱世夹缝之中。 1967年，钱穆应蒋介石之邀前往台湾，定居台北外双溪，继续潜心著述和讲学，素书楼成为他晚年治学的书斋，他在此完成《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朱子新学案》等重要著作，仔细梳理汉、唐、宋、明、清五代政治制度利弊，为后人留下宝贵史鉴，即使眼疾日益严重，钱穆依然笔耕不辍，素书楼讲学成为台湾政界、学界名流向往的精神盛宴，钱穆以平实、透彻的讲解赢得听众敬重。 九十年代初，素书楼产权风波爆发，台北有关方面以“占用公产”为由要求钱穆搬离，九十五岁的老人不得不离开居住二十余年的书斋，身心俱疲，搬迁后，钱穆健康每况愈下，思乡之情愈发浓重，他常在院中凝望远方，心头浮现无锡七房桥的荷花与太湖水，二零一九年初秋，钱穆在台北与世长辞，临终前反复念叨家乡，未能归根的遗憾成为人生最后的叹息。 信息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台湾觅钱穆：素书楼外月初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