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两岸正式开放探亲。一位名叫叶依奎的地下党，混在探亲队伍当中，回到了大陆。其实，他的真实身份，是情报人员谢汉光。他的身上，带着一份至关重要的百人名单，这份名单让沉寂了38年的真相得以大白天下。 这事得从1946年说起，那年谢汉光才28岁，刚结婚9天，就接到了组织的密令，要他以农业技术人员的身份去台湾潜伏，建联络点、搞农运、收情报，对着哭红眼睛的妻子，他只说了句“等我回来”，转身就背着行囊上了路。 谁能想到，这一去就是大半辈子，连父母去世都没能回去奔丧，只能在夜里对着北方磕头祭拜。 在台湾的头几年，谢汉光借着改良水稻的由头，走遍了台南、台中。白天和农民一起下田，啃干番薯、住茅草屋；晚上就着煤油灯写情报，把纸条卷成细卷藏在农具柄里送出去。 可安稳日子没过多久，1950年天就变了——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叛变，供出了1800多个地下党员，大逮捕像狂风一样扫过来。 谢汉光眼睁睁看着挚友张伯哲、梁铮卿被抓，自己连夜烧了机密文件，穿着粗布衣服逃进了台东的深山。 从那天起，“谢汉光”成了通缉令上的名字，他捡起了失踪村民“叶依奎”的身份，在山里扎了根。挖野菜、种番薯，住的土坯房四面漏风，夏天蚊虫能把人咬得满身是包，冬天被窝捂一夜还是凉的。 可这些苦都不算啥，最熬人的是孤独和恐惧——跟组织断了联系，见了陌生人要低头，听到警车声就得往山洞里躲。 有一回两个士兵进山搜查，走到他的茅草屋前，他手里的竹子“啪”地断了，还得强装镇定递上橘子，等士兵走了，后背的冷汗把衣服都浸透了。 就算日子过得像“野人”，谢汉光也没丢两样东西：一个是藏在木盒里的党证，另一个就是缝在棉袄里的名单。 那上面记着108位战友的姓名、籍贯，谁牺牲了、谁失联了，都记得清清楚楚，一开始用普通纸写，怕受潮烂掉，后来换成蜡纸拓了一遍又一遍，手指头把字迹都摩挲得发毛。 有次台风把房子吹漏了，雨水顺着房梁往下淌，他蹲在雨夜里抱着装名单的铁盒，把盒子搂在怀里护了一整晚，生怕纸片泡烂。搬家次数数不清，名单藏过旧书里、床板缝，连睡觉都压在枕头底下。有人劝他“都几十年了，没人认账了”，他摇头说：“这些人不是‘匪’，是英雄，他们的家人得知道真相，我答应过战友的。” 1987年，山里的广播传来两岸开放探亲的消息，谢汉光知道，等了一辈子的机会来了，他把名单仔细拓印好缝进棉袄，翻出床板下的旧布包，里面是他年轻时的照片——那时候的青年眼神明亮，哪像现在满脸皱纹。 1988年春天，他跟着探亲队伍从高雄港出发，坐船颠簸了几天几夜，终于踏上了厦门的土地。蹲在地上摸着泥土，他哽咽着说：“我回来了，把同志们的名字带回来了。” 回到广东丰顺老家，推开院门时，白发苍苍的妻子曾秀萍愣了半天，突然嘶声哭喊：“汉光！42年啊……”院里的中年人更是惊愕——这竟然是自己从未见过的父亲。 可谢汉光没顾上叙旧，第一件事就是找省委统战部，掏出了那份名单。接名单的工作人员手都在抖，眼泪掉在纸上，把墨迹晕开了一小片。 这份名单一交上去，沉寂38年的真相终于露了面，名单上32位牺牲的同志，家人找了几十年，终于知道了亲人的下落；17位隐姓埋名的幸存者，靠着线索和家人联系上了。 最让人揪心的是刘光典——之前反动派伪造他“投诚”的照片，说他是叛徒，可名单上清清楚楚写着“被活埋了”。这几个字，洗清了38年的冤屈，他的家人拿着名单哭着说：“终于能告慰先人了。” 可谢汉光自己的路没那么顺，一开始因为潜伏档案烧了、入党介绍人牺牲了，政府只把他当成“困难台胞”，每月给120元津贴，他蜗居在老屋里，靠种地过日子，也没抱怨过。 直到后来找到幸存的战友陈仲豪，这位汕头大学的图书馆馆长联合十多个老干部上书中央，附上1947年的入党证明，1994年他才恢复党籍，拿到了离休干部待遇。 38年的隐忍坚守，一趟惊险的探亲之路，谢汉光带回来的哪里只是名单？是一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是跨越海峡的信仰，是真正的民族脊梁。 这种坚守，就算再过多少年，也该被牢牢记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