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妻子刚去世，快80岁的茅以升就和6个孩子商议，想要续娶，当他说出女人的名字时，孩子们大变脸色，6个孩子全都扬长而去，终生未与他再相见。 外人听起来觉得诧异，一个架桥的大专家，学生满天下，怎么会到晚年连儿女都不愿意见上一面。可如果把时间往前倒，去看他和家人这些年的相处，就能看出那一桌菜，其实是前半辈子很多选择堆出来的结果。 年轻时候的茅以升，条件不错，出身书香门第，读书又灵，戴传蕙也是大家闺秀，举止温柔，说话轻轻的，两家长辈一看就满意。这桩婚事是长辈们定下来的，可两个人婚后确实也有过一段让人羡慕的日子。 热闹没持续多久，现实就开始往家里压。 戴传蕙怀着第二个孩子时，茅以升去了美国。 桥梁设计那会儿算冷门又吃力的专业，他钻在书堆里，一门心思就盯着图纸。等好不容易学成回国，在唐山大学任教，又想着把妻子孩子接在身边，表面看是顾家，其实也把他们带进了一个长年的搬家循环里。 一九二〇年前后到新中国成立的那些年，他的工作地点像棋盘一样变来变去，全家跟着他跑，前前后后搬了二十六次家。 屋里箱子刚摊开，又得想办法装回去。 找房、退房、擦地、买锅碗瓢盆，孩子这边退学，那边再去新学校报到，所有这些碎碎念念的事情，全压在戴传蕙一个人肩上。她拎着钥匙、抱着孩子、手里再提着布袋，在不同城市的胡同和街道里穿来穿去，嘴上不说苦，可身上那股疲惫，连邻居都看得出来。 事业这头越忙，那头就越容易被忽略。 一九三三年，杭州那边传来要建钱塘江大桥的消息，这事对茅以升来说，简直就是命里安排好的大题目。 他在北方教书教得好好的，说走就走，又把一家人折腾到江边。 面对工期、技术、江水，他说过一句很硬的话：桥要是建不好，就跳江谢罪。说者带着豪气，听者却一整夜睡不着。 钱塘江上风高浪急，工地上三天两头传出险情，妻子一会儿担心工程安全，一会儿担心丈夫出事，脑子里像被蝗虫咬了一圈。 长时间高压之下，她精神越来越不稳，情绪忽高忽低，人变得敏感又脆弱，甚至悄悄写好了遗书。 那个时代又有不少说法，说在这条江上搞大工程，家里总有人要遭罪。 茅以升先前不信这种话，等亲眼看到妻子病成这样，心里也起了毛毛的慌，偷偷跑去庙里烧香。 他还是选了工程，把戴传蕙送到北京协和医院，让朋友代为照看，人自己回杭州继续守在桥边。 江里桥墩一点点“长”起来，夫妻之间那种说不清的距离也一点点拉开。 一九三七年，大桥总算建成，这时全国战火骤然蔓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戴传蕙的精神状况在这个关头慢慢好转，人清醒了，能正常过日子了。 桥成了，城却守不住。 杭州沦陷，下达命令的人要他亲手把刚竣工的钱塘江大桥炸断，用来阻滞侵略者的铁蹄。战后，他当上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工作越发忙得脚不沾地。 家里那些事情，从添置针头线脑，到帮他整理文件、应付亲友，全是戴传蕙在兜底。 别人看她，看的是一个体面校长夫人；她看自己，很多时候更像一个全天候的秘书。几十年这样撑下来，委屈和疲惫都压在心底。 一九四六年前后，五十岁的茅以升遇到权贵云。 这个比他小二十多岁的女子，对他崇敬，也对他热情，两个人靠得很近，同住在一起，还生下一个女儿。家里传话的速度一点也不慢，戴传蕙知道后，没有大吵大闹，只是整个人慢慢塌下去，笑容越来越少，心病成了身上的病。 她拖着郁郁寡欢的身子，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七十三岁那年，走得很安静。 妻子去世后，茅以升是有愧疚的，可那份关系已经断了，再挽回也来不及。他又不想放弃权贵云，在他看来，这个女人陪了自己一大截人生，不能再一脚踢开。 于是才有了那场把六个孩子叫回来的谈话，才有了那顿以“续娶”为主题的晚饭。 六个孩子心里挂着的是另一个女人，是那个搬了二十六回家、在钱塘江边吓出精神病、最后郁郁而终的母亲。 茅以升说，要把权贵云正正经经接进这个家，给她一个名分。 权贵云搬进来之后，日子也并不好过。 六个子女对她始终客客气气中夹着疏远，很少有人愿意坐下来好好说几句话。她始终像一个进不去内屋的客人，连亲戚介绍时都含糊其辞。 长期这样耗下去，人心也会凉。 一九七五年，她带着遗憾离开人世，留在别人记忆里的，多是那种进退两难的身影。 权贵云走了以后，茅以升身边真正留下来的，也就只剩和她所生的小女儿茅玉麟。其他六个孩子陆续去了国外，各自打拼、成家立业，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 一九八九年深秋，他躺在病床上，年纪大得声音都有些发颤，还在念孩子们的名字。 走廊上脚步很轻，来探望的大多是学生、同事，送花圈的单位一串串，告别仪式庄重而体面，只是灵前站着的人里，始终少了那六张熟悉的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