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名叫刘铁骑，是大贪官刘青山的儿子，父亲在1952年被枪毙的时候，刘铁骑才6岁，底下还有两个弟弟刘铁甲和刘铁兵，造此变故后，刘铁骑一夜之间长大…… 1952年2月10日，河北保定大校场传出一声枪响，刘青山那桩震惊全国的171亿旧币贪污案，画上了一个血红的句号。 36岁的刘青山倒在了雪地里。同一时间，几百里外的石家庄育红小学，6岁的刘铁骑正在描红模子，笔尖突然被老师叫停。 老师把他领出教室，没多说废话，冷冰冰地扔给他五个字：“你爸爸没了。” 没有隆重的葬礼，只有一个瞬间崩塌的家庭。母亲范景新瘫在土炕上，窗外枯枝折断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在砸自家的玻璃。 组织上的人来了，留下一本“特困户”粮本，带走了三个孩子的旧名字。老大刘铁骑、老二刘铁甲、老三刘铁兵，这三个新名字是兄弟几人为生存戴上的面具，也是试图与那个敏感姓氏做切割。 从那天起，刘铁骑的人生被彻底改写。父亲没了，他却背上了一笔看不见的“道德债”。 我们常说现在的家风建设很重要，看看刘铁骑的经历，就知道“祸及妻儿”绝不是一句空话。 1953年的冬天特别漫长，家里的积蓄早就花光了，母亲病得满嘴说胡话。天还没亮，刘铁骑就背着弟弟，走了十里路到市郊菜市场捡冻白菜。 那个画面真的太扎心：老菜贩看不过去，塞给他两个硬得像石头的冻萝卜。他拿回家，砸碎了冰碴煮成清汤。就在那一刻，曾经被捧在手心里的“红小鬼”死了，一个像野草一样疯长的长子活了下来。 这种苦日子，不仅是身体上的累，更是心里的疼。体育课上，同学抢走他过冬唯一的棉帽扔上房顶。他没哭，也没告状，放学后自己搬梯子爬上去拿，下来时膝盖磕破了，血渗进棉裤里。 回家母亲问起，他只说是自己绊了一跤。他太早熟了，学会在周围人审视的目光里，保持石头一样的沉默。 1954年，班主任王老师递给他一张父亲判决书的复印件。对一个小学生来说，这简直就是一场酷刑。他看完后抬头问了一句：“我还能当少先队员吗？” 这句话藏着小心翼翼的试探。他是在问老师，也是在问这个国家：刘青山的儿子，还有资格做一个普通人吗？ 好在党与国家从来没有抛弃他们。 1960年母亲病重住院，为了凑药费，刘铁骑白天在工厂实习，晚上偷偷去火车站扛麻包。那是实打实的重体力活，肩膀磨破了，贴块破布继续扛。 工友认出了他，劝他找组织申请补助，他把头摇成了拨浪鼓。在他心里，父亲从国家“拿”的已经太多了，自己哪怕累死，也不能再让国家为这个家掏一分钱。 他这是用透支身体的方式，去换取心里那一点点平衡。 1962年他进机械厂当了车工，1965年考进农业大学，后来分配到安国县农业局。他活得就像个苦行僧。 在农业局工作时，暴雨冲毁了农田，他光着脚在泥水里泡了三天三夜抢修堤坝，脚上的伤口化脓了，就随便包扎一下。这种近乎自虐的劳作，其实是他的无声辩白。他想用泥水告诉所有人：贪官的儿子，骨头是硬的，血是热的。 他对两个弟弟的教育更是严苛。刘铁甲成了老实农民，刘铁兵成了本分工人。 在这个家族里，“出人头地”仿佛成了一种诅咒。刘铁骑硬是把家族的方向盘从“权力中心”猛地打转，驶向了社会的最底层。他不求大富大贵，只求睡觉能踏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