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刚刚正式公布，明确认定了战争时期被日本非法掠夺的首批18件文物。中方直接向日本提出要求，必须在六个月内完成这18件文物的全部移交，若日本逾期不移交，中方将严格按照国际法规推进进一步维权行动，绝不姑息。 这批文物中，最受关注、最具分量的是重达9.5吨的唐鸿胪井碑。它不只是普通古代文物，更承载着厚重历史价值，是直接实物证据，清晰证明中国古代中央政权早已对辽东地区实施有效治理，无可辩驳。 唐鸿胪井碑的历史可追溯至唐玄宗开元年间，朝廷派遣鸿胪卿崔忻出使辽东册封渤海地方政权。崔忻完成使命后，返程途经旅顺黄金山，凿两口井、立一块碑刻字纪念，碑上29字铭文既记录册封事件，也是当时中国疆域归属的铁证，堪称盛唐时期的“国土名片”。 1894年甲午战争后，日本便暗中策划掠夺中国文物，宫中顾问九鬼隆一还专门制定《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 1908年，日本借着日俄战争后占领旅顺的势头，在我国东北大肆搜刮，日本海军盯上唐鸿胪井碑的价值，强行拆运这块巨型石碑。 日本海军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将石碑从旅顺辗转送至东京，最终藏进东京皇宫御苑深处，一藏就是一百多年。日本官方始终刻意隐瞒掠夺真相，仅以“战利品”相称，妄图掩盖自身侵略行径。 这一百多年里，中国从未放弃追索这件国宝，从1911年乔德秀在《南金乡土志》记载石碑被掠，到民间发声、官方交涉，中方多次提出归还要求。可日方态度始终敷衍，要么装聋作哑无视诉求，要么找牵强借口搪塞，拒不承认掠夺事实。 日方的推诿，本质是仗着侵略战争的不当红利，想霸占抢来的中国文物、抹掉侵略痕迹。他们甚至无视《海牙公约》缔约国身份，公然违背公约中“禁止战争中没收、毁灭历史性文物”的规定，毫无底线。 中方此次列清单、划六个月期限的硬气，背后是国家实力的提升和文物追索经验的积累。早年间中国追索流失文物难度极大，国际法的漏洞的自身实力不足，让维权之路屡屡受阻。 1970年的文物保护公约有个致命缺陷，对公约生效前的文物掠夺行为无溯及力，而唐鸿胪井碑正是在此前被抢走，这给了日方推诿借口。更过分的是，日本2002年才加入该公约，还特意缩减返还义务，明摆着为长期霸占文物留后手。 日本国内的法律壁垒也增添了追索阻碍，其民法典中的“善意取得”条款规定，即便盗赃物，持有人平稳占有足够年限也可认定合法拥有；文物返还更有严苛期限，恶意占有满二十年便不再受理追索，这些规定都成了日方的“挡箭牌”。 过去中国实力有限，面对日方推诿只能靠协商谈判，此前追索英国境内的中国文物就耗了二十五年，历经无数波折才迎来圆满结局，其中的憋屈与艰难可想而知。 如今的中国早已不是当年任人欺凌的模样，不仅有强大实力作为后盾，还在文物追索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 这些年，中国已和二十三个国家签订文物保护双边协议，主导制定《敦煌宣言》，将文物流出国的合理诉求落到国际规则里，为追索工作筑牢支撑。 中国文物追索的成功案例越来越多，从美国追回三百多件文物、从意大利拿回近八百件藏品，每一次成功都在向世界证明，中国有能力、有决心让流失国宝回家，也让更多国家理解支持中国的追索工作。 中方将唐鸿胪井碑列为首批追索核心，意义远超文物本身。中方就是要明确告知日方，战争时期的非法文物掠夺从不是糊涂账，不管文物藏得多深、存放多久，只要属于中国，就必须完好无损归还，没有任何商量余地。 日本将石碑藏在皇宫御苑，妄图借皇宫特殊性逃避归还义务，可皇宫御苑绝非法外之地，不能成为掩盖侵略罪行、霸占他国文物的“避风港”。 日方口中的“藏品尊严”，更不能凌驾于被侵略国的民族情感和历史正义之上，历史真相绝不会因掩盖而消失。 中方给出的六个月期限，既是缓冲也是最后通牒，“按国际法规推进进一步行动”绝非空话。如今国际社会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共识日益增强，尊重历史、归还非法掠夺文物已成为世界潮流。 日方若执意拖延不移交，不仅会遭到国际舆论强烈谴责，暴露自身漠视历史、逃避责任的真面目，还会严重影响中日文化交流和民间信任，在文明传承议题上，谁站正义、谁装糊涂，全世界都看得一清二楚。 此次公布的18件文物仅是对日追索首批，后续还将纳入更多日方非法掠夺文物。 中国已摆脱过往被动协商的状态，彻底掌握追索话语权，正系统性清算战时文物掠夺旧账，稳步推进各项追索工作。 唐鸿胪井碑承载盛唐气象与疆域主权，漂泊百年早该归国，其回归既能填补相关历史研究空白，也能为其他流失文物树立回归标杆。 日方应认清形势主动移交唐鸿胪井碑，否则将遭国际孤立谴责。 文物承载民族记忆与尊严，中方强硬表态是对历史负责，也向世界宣告文化掠夺绝不容忍，流失国宝归家是不可逆转的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