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陕西男孩捡到玉玺，上交国家得20元，44年后博物馆找上门：你捐的是国宝，价值不可估量！特意邀请您来领奖！ 那是一个灰蒙蒙的傍晚，落日照在干裂的黄土地上，13岁的孔忠良低头走过一条即将开挖的水渠时，脚下被什么硌了一下。 他蹲下身一看，是一块在泥里闪着微光的“白石头”，他伸手抠出来，发现那不是普通的石头，而是一块沉甸甸的玉，看起来洁白细腻，还带着淡淡的温润。 这不是他第一次捡石头，但这块显然不同，回到家，他小心地将“石头”递给了父亲孔祥发。 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却有种朴素的判断，他摸着玉，盯了好一会儿，然后说：“这东西，怕是古时候的。” 第二天一早，孔祥发带着儿子，步行几十里路赶往陕西省博物馆，这段路，他们走了两天。 他们靠的是沿途村民接济的干粮，夜宿破庙，一路颠簸，他们终于将那块玉交到了博物馆工作人员手中。 当时并没有仪式，没有拍照，甚至连名字都没问清，工作人员看了玉之后，神情立刻变了。 那是一枚玉玺，由新疆和田羊脂白玉雕刻而成，印纽为螭虎，印面刻着“皇后之玺”四个篆字。 根据当年陕西省博物馆的内部资料（现为陕西历史博物馆前身）记载，这枚玉玺出土地点距离汉高祖刘邦与吕后的合葬陵——长陵，仅约一公里。 玉玺的材质为高等级的羊脂白玉，加之雕工极为精细，字体风格与西汉早期宫廷印制风格完全吻合。 专家们初步推断，这极可能是吕后亲用的皇后之玺。 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枚两汉时期皇后玉玺，不仅证实了文献记载中吕后掌权时期的宫廷制度，还填补了汉代帝后玺制度实物资料的空白。 根据2021年国家文物局发布的《全国重要考古发现汇编》，这枚玉玺被列入“国家一级文物”，并为国家馆藏保密文物之一直至2012年对外公布。 但在1968年，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也是一个文物保护意识极端薄弱的年代。 孔家父子收到的仅是一张收据和20元“补助金”，没有谁告诉他们这枚玉玺的价值，也没有谁告知他们捐献的意义。 孔忠良后来回忆说：“我们那时候，啥都不懂，也没想那么多，我爹就说了句，这东西不是咱的，是国家的。” 后续，孔忠良回到村子，继续种地、娶妻、生子。 几十年后，他依然住在那座低矮的土房里，屋檐下挂着晒干的玉米棒子，灶台边是他每天煮饭的柴火堆。 直到2012年秋天，一辆黑色公务车开进了韩家湾村，几位身穿正装的人敲开了孔家大门，他们是特地来寻找并表彰孔忠良的。 “孔先生，您好，我们是来确认一件事的，1968年，您是否曾向陕西省博物馆上交过一枚玉玺？”开口的是基金会秘书长，他手里拿着一份档案复印件。 孔忠良愣了一下，随即点头：“是我和我爹，那时候我才十三。” “那枚玉玺后来被证实为西汉吕后使用的皇后之玺。”对方语气郑重，“是国家一级文物。我们这次来，是向您表示感谢，也邀请您出席一个文物保护表彰会。” 孔忠良被请到西安，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荣誉厅中，站在众多专家学者面前，他穿着借来的白衬衫，神情拘谨。 他说的话很简单：“我也没想到这事还能被记得，那是国家的东西，我们留着也没用。” 在场的人，有的红了眼眶，有的鼓起掌，但孔忠良只是缓缓坐下，他没有说他这些年过得有多清苦，也没有提起当年徒步几十里路的辛劳。 民间力量在文物保护体系中不可或缺，孔忠良式的公民意识，正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基石。 2001年，河南农民王建强在自家地里发现一批西周青铜器，主动上交； 2008年，江西宜春一位拾荒者在垃圾堆中捡到一件古镜，经专家鉴定为唐代文物，他拒绝高价贩卖，坚持交由文物部门保存。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没有文凭、没有专业知识，但他们有一种天然的敬畏感，他们知道，有些东西，不是用来换钱的，是属于大家的。 从1968年到2012年，44年间，中国的文物保护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5年后，国家加大对文物非法交易的打击力度，设立专项举报奖励机制； 2021年，国家文物局正式将民间文物发现纳入“鼓励性申报”政策，推动全民参与文物保护。 但制度的完善，仍需人心的守护，如果没有孔家父子那一次不经意的决定，可能这件文物早已流落海外，或被砸断私藏，成为地下市场的牺牲品。 今天，那枚皇后之玺被陈列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号展柜中，展柜下方有一块小小的铭牌：“本展品由民间捐献者孔忠良先生提供，现为国家一级文物。” 展馆里人来人往，有的驻足，有的拍照，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这玉玺背后是一个农民家庭四十多年的沉默与坚守。 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孔忠良，但我们可以记住他的名字，记住他的选择。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往往不是英雄挺身而出，而是一个普通人默默地，把一块泥土里的玉交还给国家。 文明的传承，不在于谁能写出辉煌的史书，而在于谁能守住那些几乎被遗忘的记忆。 信源：人民网——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镇馆之宝：水渠旁捡来的皇后玉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