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军统特务毛森抓到了一个交际花小姐，在审讯期间，毛森扒下她的衣服，露出雪白的肌肤，“你到底说不说！”见美人还不开口，毛森直接将点燃的烟头按在她身上。 1924年，厦门一户普通人家迎来女儿刘惜芬。家道本就不富裕，父亲早早离世，母亲后来也走上绝路，姐妹二人相依为命。 十四岁那年，刘惜芬考进鼓浪屿博爱医院做护士，白天学着打针包扎，夜里还要想着怎么贴补家用。 日本占领厦门时，医院里每天抬进来的伤员、走廊里老百姓的哭喊，让这位小护士很早就看清了侵略者的残酷，也在悄悄接触那些讲革命道理的人。 抗战胜利后，刘惜芬继续穿梭在病床之间。1948年，经胡惠敏介绍，她加入地下组织，为游击队传递消息。1949年5月，她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取了一个代号叫白玫瑰。 白天，她还是那个为国民党伤兵换药的护士，听他们抱怨前线吃紧、运输吃力；晚上，换上旗袍走进百乐门舞厅，摇曳灯光下陪着军官喝酒跳舞，在笑语之间把部队调动、船只布防一点点记在心里。 情报被她缝进手帕、藏进护士帽，深夜独自送到郊外联络点。细心、沉稳、看不出一点破绽，这个出身平凡的女人，成了厦门情报网上最关键的一环。 与她暗中较量的人叫毛森。1908年出生于浙江江山，从私塾、小学一路读到师范，又转进警官学校，毕业后钻进复兴社，被归入军统系统。 抗日时期，他在敌后做特务，两次被捕又设法脱身，靠着手辣和圆滑一步步爬上上海警备副司令、上海警察局长的位置，亲手制造过一桩桩血案。 1949年初，他被调到厦门，兼任警备司令和军统站长，任务只有一个，清除潜伏力量。上级一封封电报压下来，提醒厦门一失守，大家都得垫背。 转折点是一封截获的密电。那行电码里写着，代号白玫瑰的人可以搞到城防图。毛森顿时警觉，立刻命人死盯舞厅、茶楼、医院这些三教九流出没的地方。 档案室的灯亮了几宿，被翻出来的那张照片上，是百乐门最红的头牌，资料上却写着白天在鼓浪屿医院当护士，半年来行踪压根对不上普通舞女。疑点一下子聚焦到刘惜芬身上。 1949年9月19日凌晨一点多，百乐门刚散场，刘惜芬从后巷准备去接头，两道黑影扑上前，黑布袋罩住头顶，她在车厢里默数颠簸，直到被拽进一间潮湿地窖。 灯光晃动中，毛森坐在审讯桌后，烟圈在半空散开。问姓名、问来历，她一声不吭，只盯着头顶的油灯。 威逼利诱先后上阵。特务撕开她的旗袍，裸露的皮肤在阴冷空气中起了一层细小的疙瘩。烟头按在锁骨处，焦糊味和烟草味混在一起，她整个人一抖，指甲几乎掐进掌心，却愣是没叫出声。 很快，老虎凳、盐水鞭、竹签、电刑、玻璃渣轮番落在身上，昏迷无数次，又被冷水从地上浇醒，无论毛森如何咆哮，她只反复说一句不知道。 毛森看刑不奏效，换上软刀。他让手下伪造供词，谎称同志们都招了，只差她签字，又许诺金条、洋房、自由。刘惜芬嘴角扯出一个带血的冷笑，把所有诱惑都退回去。 审讯室里，纸上密密麻麻记着一串串问号，真正的情报却被她牢牢锁在心里。 时间拖得越久，外面炮声就越密。解放军从福建沿海一路打来，漳州失守的消息传到厦门，防线像被潮水冲刷的沙堤一样摇摇欲坠。 毛森在办公室摔碎茶杯，夜里被电报吵醒，想到白玫瑰也许掌握着城防图的位置，又想到如果秘密被带进棺材，自己迟早要站到军事法庭上，不免生出一丝恐惧。 10月15日深夜，厦门上空被炮火映得通红。地牢里，刘惜芬靠在墙根，伤口阵阵抽痛，透过通风孔看了一眼外面的红光。 拂晓前，行刑命令下到牢房，她被押上卡车，带到城郊鸿山。在芒草丛中，她挺直背脊，听清最后一声问话，给出的依旧是沉默。枪声响起，旗袍上绽出血花，她倒向那片潮湿泥土。 两天后，解放军进了厦门城。军统据点被接管，战士们在百乐门保险柜里找到两张照片，一张是麻花辫护士，一张是红唇交际花，档案边上写着几个字，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刘惜芬的名字被刻进厦门英烈名册，陵园立起墓碑。 毛森则先逃往台湾，又跑去泰国、美国，兜兜转转，直到老年回到故乡病逝。一个名字留在人民的纪念中，另一个只能交给史书评说。 从鼓浪屿病房到舞厅灯影，从地窖酷刑到鸿山枪声，刘惜芬用沉默守住了情报，用血肉之躯护住厦门解放的一环。这个出身普通的厦门姑娘，让人看到隐蔽战线的残酷，也让人明白，所谓信仰，并不在高声喊出口号，而是在最黑的地方，咬牙把最后一句话咽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