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中国驻莫桑比克大使馆翻译唐健生做了一项疯狂举动，他杀光大使馆的所有人，瞬间房间内血流成河，然而多年后当真相浮出水面后，办案人员不禁傻眼了。 唐健生从履历上看，是那种一路被体制选中的“好干部”。江西干部家庭出身，学生时代成绩靠前，参军后任务完成得干净利落，学会了葡萄牙语，退役又顺利转入外交系统。 1980年被派往莫桑比克，驻外履新后几次高规格翻译任务表现出色，得到上级肯定，也被列入后备干部名单。妻子随任，两人住在大楼宿舍，表面上是一对事业家庭双顺的驻外夫妻。 真正的问题，从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慢慢发酵。唐健生对荣誉极度敏感，对别人态度异常在意，一句敷衍或一个眼神，都能在心里放大成“敌意”。 在使馆，外宾的夸奖一度让唐健生觉得自己理应站在聚光灯中央，偶尔被领导指出翻译瑕疵，就记恨在心。 有人好心提醒收敛锋芒，换来的往往是针锋相对的回话，同事逐渐保持距离，这种微妙疏离，被唐健生解读成“集体排挤”。 1982年6月17日的那通电话，是压垮心态的关键节点。唐健生陪居某在马普托医院辗转，治病不顺，焦躁之下拨通使馆电话向经参处李某求助，听筒里一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看着办”的标准式回复，在唐健生耳里变成冷漠和轻视。 回馆之后，当面争执升级，唐健生扇了李某耳光，史参赞宣布停职，要求在全馆大会上作检查。 这次处理在组织看来是按纪律办事，在唐健生心里却成了“公开羞辱”。会上念检讨时，同事们认为态度不够诚恳，这些评价进一步被串联成一张“阴谋网”，在唐健生的想象里，领导、同事、甚至妻子都站到了对立面。 7月收到和妻子一起回国的通知，本是正常轮换，在唐健生看来却成了将自己“一锅端走”的变相株连。偏执开始完全占上风。 从那以后，唐健生把自己关在宿舍，几乎不再参与集体活动，开始秘密筹划报复。向莫桑比克总统府警卫营军官借来手枪，以工作需要为名检查弹夹，在笔记本上推演行凶路线，写下离婚声明和录音留言。 纸面上这些笔划，对别人只是证据，对唐健生来说是一步步“执行计划”的仪式。 1982年7月29日清晨，复仇剧本按预设展开。唐健生先在食堂平静吃完早餐，回5楼以借东西为由进入翻译王某房间，拔枪射击后反锁房门。 随后上下楼穿梭，用“聊几句”“有事找你”之类的借口叩开许某夫妇、张某、一等秘书、医生等人的房门，连同在走廊遇到的厨师、一同在场的人员一并射杀。 不到十分钟，9名同事倒地，走廊和办公室墙上溅满血迹，甚至染红挂着中国地图的墙面。唐健生剪断层内电话线，下到地下室等候，这场“行动”在唐健生心里已经完成。 等同事发现机要室门缝中的血迹报警，莫桑比克警方包围大楼时，唐健生主动走出，举手投降。 被押回北京后，在预审和法庭上，唐健生把犯罪动机概括成“长期心理积压”“受打击、被冤枉”，承认忽视法律底线、放松思想改造，却始终难以真正面对9条生命的重量。 1982年12月，唐健生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案件被写入内控档案。 回头看这条轨迹，从江西干部子弟、语言型人才、驻外后备干部，到在异国大使馆制造骇人听闻的血案，唐健生的人生像被切成黑白两截。 一截是档案里的优秀履历，一截是宿舍本子里扭曲的字迹。使馆里一句冷淡回复、一场按规矩办的停职检查，在健康心态下只是工作插曲，在一个极度自负又缺乏心理疏导的人身上，却最终被放大成可以用9条同事性命“讨回公道”的理由。 悲剧的可怕之处正在于此 看似正常的机构运转、日常的口角和处分，在无人察觉的角落里，悄然把一个人推向了枪口的另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