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22岁的唐怡莹在丈夫离家的时候,与25岁的张学良发生了关系。几天后,她又引诱了军阀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并与他一同携带家财私奔,丈夫知晓后,宣称:“她是我的妻子,我不会离婚!” 20岁那年,瑾妃替她挑好了婚事。新郎是溥仪的弟弟溥杰,比她小3岁,温和木讷。1924年,醇亲王府张灯结彩,按清制礼仪纳聘成婚,表面上是最后几场“王府喜事”之一。婚后却并不如戏本那般和美。 唐怡莹在家说一不二,与长辈争执不断,溥杰多半退让,日子越久,矛盾越深。她在王府里被礼教束缚,在社交场又尝到自由的滋味,这种撕裂后来一步步撕开了婚姻。 1926年春,北京饭店灯火辉煌,一场名流聚会让她看见另一个世界。那天,她把一本贴满新闻与照片的剪报册递到张学良面前,笑着说收藏已久。 25岁的东北少帅,被这位贵族少奶奶用心营造的“才女形象”打动,诗词字画铺开在桌上,字迹工整,诗句婉转,他看得入神。两人很快越过了礼教的线。 在外人眼里,这是军阀与王妃的风流故事,在她心里,这更像对包办婚姻的报复。只是张学良从未把婚外情当归宿,热闹过后体面抽身。多年后回忆这段往事,他给出的评价是“聪明极了,混蛋透了”,又感叹若不是当年太混,他或许真会娶这个女人。 张学良离场,很快就有人补位。溥杰远在日本求学,醇亲王府空空荡荡,唐怡莹以“女主人”身份开始新一轮折腾。六国饭店、租界沙龙,她盯上军阀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 这个公子哥风度翩翩,又有军权加持,很快与她打得火热。 借着丈夫不在,她雇车一趟趟从王府往外搬东西,玉器瓷器、名家字画、账册古玩,统统装上卡车,说是“皇族安排”。王府旧藏被搬空一大片,连溥仪的一部分财物也一并卷走。 载沣觉察不对,急忙出面追讨,只能对外声称这些宝物被拿去抵押给日本人,才迫使她退回一部分。溥杰在愤怒与羞辱中提出离婚,她张口就要巨额补偿,僵局难解。 偏偏此时日本人盯上溥杰,希望用一桩联姻把他牢牢拴在自己战车上。溥杰一度拿“已有妻室”挡箭,日方干脆绕开当事人,逼迫她弟弟签下离婚协议,还找来地方警长作证,这段婚姻被粗暴画上句号。 离开王府后,她带着卢筱嘉滚入十里洋场。上海租界的洋房里,珠宝、舞会、香槟一应俱全,前半生的礼教束缚仿佛都被她踩在脚下。 可军阀世界翻脸很快,卢家失势,钱用得差不多,卢筱嘉悄悄卷走最后一点细软,转身离去。她从贵女、王妃变成被情人抛弃的女人,那些曾让人咋舌的大胆选择,在这一刻化成进退无门的窘迫。 与她的跌宕相比,溥杰那边的人生轨迹反而越走越稳。挡箭牌被撕碎,日本人干预到底,他被迫迎娶日本贵族嵯峨浩。婚礼在伪皇宫举行,看似屈辱的开始,却在此后漫长岁月里变成相濡以沫的伴侣关系。 嵯峨浩抛下本国荣华,陪着溥杰在战后、改造、迁徙中挺过一道又一道坎,两个女儿在颠簸环境里长大,这段婚姻最后留下的,是守望与担当。 从某个角度看,正是唐怡莹一次次撕裂婚姻,让这段原本靠家族撮合的关系提前走到尽头,也让另一段更能共担风雨的结合有了机会。她想用放纵证明自己不肯被束缚,却在半路被现实反噬。 被情人抛下之后,她终于停下折腾,回到童年练过无数次的画案前。靠宫廷画法打底,临摹再创作,慢慢在画坛站稳脚跟,办画展、教学生,后来去香港大学东方语言学校教画与普通话,改署“唐石霞”。 晚年无儿无女,只能一边卖画一边变卖祖传字画度日,日子与当年的十里洋场判若云泥。临终前,她把所有作品捐给学校,希望留下一个艺术家的名字,而不是绯闻女主角。 同一代的男人给她各下结论。张学良记住的是她的聪明与“混蛋”,溥杰记住的是她不肯做伪满“贵戚”的倔强,卢筱嘉只留下一个背影。历史也给不出统一判断,有人骂她败家偷宝,有人说她在民族屈辱中“把东西留在中国人手里”。 但无论如何,这一生的起落,几乎每一步都是她亲手选的。贵族出身给了起点,骄纵性子推着她一次次撞向边界,等到想回头,只能靠画笔与记忆为自己收场。 她没有成为规矩里期待的“贤妻”,也没能在风月场里赢到最后,却用一段荒唐前史,换来后半生一桌清苦与一屋画卷。 在皇族余晖散尽的时代,她既是被宠坏的孩子,也是被风浪反复翻搅的普通人。她身后留下的,不只是几车流散的古董,还有一个关于选择、代价与命运转向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