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一个武汉女大学生被老师追问，是否跟黑人留学生发生过关系。女生羞愤不已当即否认，未曾想，老师竟然告知她的黑人男友是一个艾滋病患者。 信源：（CCTV——艾滋女生朱力亚在银川宣传 对艾滋歧视说“不”） 2004年4月1日，愚人节，武汉下着大雨，21岁的朱力亚，在疾控中心拿到结果：HIV阳性。 她把纸折起来，塞进裤子口袋，像是用这种动作，告诉自己“先别看”，出门后雨很大，衣服很快湿透，头发贴在脸上，她走得很久，脚底发麻，脑子却停不下来。 她反复想起的，是更早之前发生的一件事：有一次老师把她叫到办公室，语气很冲地问她，是不是跟某个黑人留学生在一起。 她当时觉得被羞辱、被误解，气得发抖，等到那张化验单握在手里，她才意识到，那句难听的话背后，其实是有人隐约察觉到了风险，只是表达方式，粗暴的提醒和保护。 按原本的轨迹，她的人生很容易被写成“逆袭模板”：陕西农村出身，家庭条件一般甚至可以说拮据，但靠成绩一路走到武汉的名校，保研、优等生、外语能力强，前面是一条清晰的上升通道。 真正的伏笔在2002年春天，她当时常去汉口一家酒吧的英语角，对她来说，英语角很“正当”：练口语、交朋友、见识不同文化。 可对另一些人来说，那也是一个很好下手的地方——信息差太大，滤镜太厚，很多学生对“留学生”“外教”的印象，还停留在光环上，容易把对方的自信、热情、能说会道，自动等同于“更文明”“更可靠”。 她认识了一个赞比亚来的留学生马浪，对方在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形象包装得很完整：出身、经历、专业、家庭状态，都是挑着最容易让人放下戒心的说法讲。 朱力亚当时对他信任得很快，不只是因为好感，也因为她把这段关系，看成一种“走出去”的象征——去留学生公寓、看到冰箱里的啤酒、披萨盒子、英文杂志，都会让一个从小地方一路读书出来的女孩，产生错觉：这就是她想靠近的世界。 但这段关系里最致命的部分，是对方隐瞒了两个关键事实：他已婚，以及他早在两年前，就确诊感染艾滋病，前者是道德问题，后者是能直接毁掉别人健康，甚至生命的事实。 最关键的一次发生在2002年夏天，公寓空调坏了，屋里闷得厉害，两个人喝酒聊天，气氛往亲密方向走。 朱力亚不是不谨慎，但对方用一句“我们都很健康，不是吗”轻轻带过，很多年后再看，这句话很典型：它不是强迫，而是利用对方的善意与无知，让对方自己把防线放下。 在当时的语境里，性教育并不充分，很多大学生对HIV传播途径、窗口期、检测意义都缺少概念。 她很难在那一刻凭空生出警惕，更难想象一个看起来精力旺盛、在球场上活蹦乱跳的人，会把这样致命的风险带到床上。 2002年10月她出现高烧、乏力等症状，反复不退，校医院把它当成普通感染处理，挂水、退烧，按当时的常规，也很难直接联想到HIV检测。 她也不会主动往那个方向想，与此同时，对方仍然参加活动、打球、社交，看起来“很正常”。 病毒最容易得手的阶段，往往就是这种“看起来没事”的阶段——它让受害者、旁观者甚至医疗系统，都失去警觉。 后来马浪病情加重并被遣返，朱力亚才从旁人口中拼凑出真相：他被遣返与HIV相关，而且对方家属承认他早就知情。 这一点把事情，从“感情纠纷”推到了更严肃的性质上：这不是恋爱里的隐瞒，而是对他人健康的蓄意伤害。 那个时候，她面对的不仅是感染本身，还有学校环境里的孤立、同学的议论、以及来自模糊不清的处置方式——很多“关心”是绕着走的，很多“帮助”带着条件和距离感。 到了2005年，她做了一个当时极少有人敢做的决定：公开自己的感染者身份，更准确地说，她不是突然勇敢，而是在走过一段极其压抑的时期后意识到，沉默对她没有好处，对其他人也没有好处。 她去过一些受艾滋病影响严重的地区，看见那里的贫困、病痛和被污名化的人群，反而让她想明白：羞耻感并不能保护任何人，只会让人更晚检测、更不敢求医、更容易传播。 于是她接受采访，出版《我自己的朱力亚》，成为国内较早公开身份的女大学生感染者之一。 公开的代价很大，她从此不再是“某个学校的优秀学生”，而会被许多人用一个标签概括。 有人问她一些很直白，甚至带偏见的问题，比如把这段经历，简化成“你是不是为了爱情”。 她的回答并不煽情，反而很冷静：她不知道什么是真爱，她不想再替任何人包装这件事——既不美化，也不自怜，只是把事实摆出来：一个人的无知和信任，如何被别人利用。 一套缺位的性教育和公共卫生意识，如何让悲剧更容易发生；一个社会如何在“道德审判”里，错过真正需要做的防护与支持。 现在已经是2026年，离那场大雨过去22年，关于朱力亚后来的生活，能公开确认的信息并不多，外界只能知道她长期服药、参与公益、做检测宣传这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