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一位叫哈贝尔的德国医生旅居北京时，从中药铺开了一些龙骨作药引。在敲碎这些龙骨时，从中发现一小块酷似人类牙齿的骨头，凭着职业敏感度，哈贝尔认为这不是一块普通的骨头。 1900年。那时候北京城乱得一塌糊涂，八国联军进城，兵荒马乱。这位叫哈贝尔的德国医生，在收拾行李准备跑路回国前，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去药铺买“龙骨”。在当时的老百姓眼里，这玩意儿就是“龙的骨头”，磨成粉能止血生肌，是上好的金疮药。但在哈贝尔眼里，这哪里是药，分明是沉甸甸的化石。 哈贝尔把这堆“药材”带回了德国，交给了古生物学家施洛塞尔。这一交不要紧，施洛塞尔在一堆古代哺乳动物的牙齿里，揪出了一颗带着人类特征的牙齿。虽然他当时不敢把话说死，只敢说是“类人猿”，但这颗牙齿就像一道闪电，劈开了古生物学界的迷雾：中国，很可能就是人类起源的关键一环。 这就是一切的开始。你看，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充满了巧合和戏剧性。 紧接着，一个瑞典人登场了。这人叫安特生，原本是北洋政府花重金请来的矿政顾问。多重金？月薪1500大洋！哪怕是那时候名气最大的鲁迅先生，工资最高的时候也就300大洋。 安特生拿着这份天价工资，正事儿也没落下，但他最大的兴趣还是挖化石。 1921年，安特生顺着线索摸到了北京西南郊的周口店。咱们现在都知道那是“北京人之家”，但在当时，那就是个烧石灰的荒山头，当地人叫它“鸡骨山”。安特生在那儿转悠的时候，大概是老天爷赏饭吃，一位老乡跟他说：“这儿没啥好东西，前头那个废弃的石灰矿里，龙骨更多、更大。” 就这一句话，把人类寻找祖先的坐标，精准地定格在了周口店龙骨山。 安特生虽然发现了石英碎片，预言这里有人类祖先，但他没能亲手挖出那个震惊世界的头盖骨。这个历史性的重担，落在了一个当时只有25岁的中国年轻人肩上，裴文中。 1929年，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其实已经陷入了瓶颈，挖了很久都没啥大动静，眼瞅着就要停工了。裴文中当时刚从北大毕业，年轻气盛，他不甘心。就在12月2日那天下午，天都快黑了，他在一个狭窄得只能容下一两个人的洞穴底部，发现了一个圆圆的东西。 咱们设想一下当时的场景：洞里黑漆漆的，只能靠几根蜡烛照明。裴文中大喊了一声：“是人头！”这一嗓子，估计是他这辈子喊得最响亮的一声。 接下来发生的事儿，特别考验人的心理素质。那个头盖骨有一半嵌在硬土里，一半在松土里。这东西在地下埋了几十万年，看着像石头，其实酥得像饼干，一碰就碎。 裴文中当时做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不等到明天了，就在今晚，把它弄出来！ 他脱下自己的棉袄，把那块珍贵的头盖骨包了起来。为了把这块“湿漉漉”的骨头弄干，他带着工人生起了炭火盆，用了三天三夜，像烘烤瓷器一样，把头盖骨一点点烘干，再糊上纸、石膏和麻袋片。这哪里是在处理化石，简直是在照顾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这块头盖骨的问世，直接把人类的历史向前推了50万年。世界震惊了，那些原本质疑“进化论”、质疑“爪哇人”的声音，在这块完整的头盖骨面前，统统闭了嘴。 到了1936年，另一位中国学者贾兰坡接过了接力棒。在短短11天里，连续发现了三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那时候的周口店，简直就是世界古人类学的中心，那种辉煌，现在想起来都让人热血沸腾。 可惜啊，好景不长。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那就是个完美的喜剧。但历史偏偏喜欢在最高潮的时候给你来个急转直下。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战火烧到了北京。随着局势越来越紧，大家心里都清楚，日本人早就盯上这些宝贝了。 到了1941年，眼看着美日也要开战，为了保住这些头盖骨，当时的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和美方商量，决定把化石运到美国暂存。这中间有个特别让人窝火的插曲：美国人当时死扣“条约精神”，说协议规定化石必须留在中国，以此为由拖拖拉拉了大半年。要是那时候他们能早点松口，这批国宝早就安全转移了。 等到终于决定运走的时候，已经是1941年11月了。 最后见过这批化石的中国人，是技工胡承志。据他回忆，那天他把所有的化石——5个头盖骨、12个下颌骨、几十颗牙齿，一层层地用棉纸、棉花、纱布包裹好，装进了两个大木箱。 这两个箱子被送上了去秦皇岛的火车，计划搭乘“哈里逊总统号”去美国。结果呢？就在火车抵达秦皇岛的第二天，珍珠港事件爆发了。日军迅速占领了秦皇岛的美国兵营，“哈里逊总统号”也在长江口搁浅。 从此以后，“北京人”头盖骨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了踪影。 还有个更玄乎的故事。二战后，一个叫锭者繁晴的日本侦探，受命寻找这批头盖骨。这家伙费尽心机找了一年，把所有相关的人都审了一遍，最后啥也没找到，觉得自己“有辱使命”，竟然剖腹自杀了。 说到底，这不仅仅是几块化石的丢失。对于我们来说，丢的是祖先的遗骸；对于全人类来说，丢的是一段实实在在的进化证据。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