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许世友到北京开会，一开国上将笑着和他打招呼，他理都不理，对方只能尴尬离开，就在其转身时，许世友恶狠狠地说道：“我真想一脚踹死你！” 当时两人同在会场休息间隙碰上面，伸手的人是傅钟，冷脸的人是许世友。 这句狠话不是临时起意，许世友心里压着的账，往前能翻到三十多年前。 更早的火种在鄂豫皖苏区就埋下过。 那段时期许世友在部队里喝酒闹事，动手伤了人，上级要拿纪律说话。 傅钟当时负责写相关报告，措辞很重，认为性质严重，按军法可以判到极刑。 处理结果没有走到那一步，许世友只被关了一年多。 许世友记住的不是轻判，记住的是那份意见像一把笔刀，差点把命划掉。 到了1937年前后，延安整风整训的气氛很严，原红四方面军一些干部在批评运动里感到委屈。 许世友性子烈，觉得自己和老部下被扣了帽子，越想越憋火。 他私下联络了几十名熟悉的干部，动过拖枪离开队伍的念头，甚至商量回原地带队打游击。 消息被发现后，许世友被关押审查，一关就是两个月左右。 这件事在当时属于大问题，纪律面前不讲情面，任何一个环节都能决定前途。 傅钟在相关审查里继续站在制度一边，提交的处理意见延续了严办思路，那句可判死刑一类的话在军内传得很广。 后来许世友被保下来，继续上战场。 同一段风波还牵出另一条人情线。 许世友当年和王建安在长征路上合作密切，同吃同住，打仗时互相托底。 延安那次私下商议离队，王建安起初参与过。 三天三夜的思想斗争后，王建安转而向上级报告，许世友因此被关押。 许世友把这看作背后捅刀，见面绕着走，心里一度过不去。 转折出现在1948年济南战役前夕。 中央军委派王建安来协助指挥，王建安风尘仆仆进了指挥部。 许世友先愣住，转头大笑，拿出珍藏的酒，硬把旧账放到桌下。 两人喝到天亮，许世友当面承认，当年若没人及时报告，自己可能真会走错路。 这条线能和解，许世友对傅钟那条线却更难松口。 许世友一路打出来的威望太硬。 他早年练过武，打仗时冲得猛，长征过草地扛过最苦的日子。 抗日时期在山东胶东反扫荡，啃据点，扩根据地。 解放战争里打淮海，打渡江，后来又去朝鲜战场担任兵团司令。 1955年授衔后，他在军内位置高，脾气也照旧直。 傅钟走的是另一条路。 他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接触马克思主义，回国后做组织和政治工作。 长征时管政治部，维持秩序，抗大时期做政治教育与干部培养。 授衔后长期在总政系统处理文件和宣传工作，讲原则，讲规矩，铁面出名。 两个人一个在前线拼命，一个在后方管纪律，分工不同，眼里那把尺也不同。 1955年授衔后的一次宴会，傅钟举杯示好。 许世友用半开玩笑的口气提过当年真想踢人，场面一度尴尬，旁人出来打圆场。 这说明到那时，旧刺仍在，话可以说轻，心还没放下。 1967年那次京西宾馆相遇，傅钟再次主动伸手，许世友直接扭脸不接。 傅钟转身走时，许世友把压了多年的怒气甩出来，才有了那句踹死你。 会议上这事传开了，最终没升级。 两人职位都高，各自忙国家大事，公事上再碰面也只点头，不多说。 紧绷的关系拖到1970年前后出现松动。 傅钟没有公开解释，也没有当众争辩，改用一种很慢的方式沟通。 他开始给许世友寄书。 汉书史记资治通鉴水浒传红楼梦，一本接一本，很多是厚书。 每次书里夹张便笺，字不多，讲的多是带兵、用人、治军的道理，也提刚柔并用。 许世友起初不想看，书到了就放一边。 警卫员夜里念给他听，听久了，许世友慢慢听进去了。 史书里将帅成败起落，对照现实，许世友换了角度看当年的审查与纪律。 他开始承认，那份严厉意见未必是私人恩怨，更像傅钟站在制度位置上的判断。 理解不等于立刻释怀，裂缝一旦出现，态度就会变。 1970年的一次表彰会，许世友作为主官讲话，谈到用兵之道，句子里冒出不少史书味道。 熟悉他的人听愣了，那不是他一贯的口头禅。 后来大家才反应过来，那些话和傅钟寄书里反复强调的意思很接近。 不少老同志把这一幕当成两人关系松动的信号。 再往后，两人私下接触多了一点，有时下棋聊天，聊的不只工作，也聊年轻时的选择和遗憾。 许世友晚年脾气仍直，开始愿意承认自己当年的急躁，也承认有些规矩不懂不行。 1980年代，许世友在广州疗养时，傅钟托人带去一箱酒和一张字条，让他保重身体。 许世友摩挲着字条，感叹傅钟原则性太强，话到一半沉默很久。 1985年许世友在南京病逝。 整理遗物时，有人发现他抽屉里留着一张旧便笺，正是十八年前傅钟夹在书里寄来的那张。 那张纸被保存得很仔细，说明他没把寄书当作表演，也没把对方当作永远的仇人。 追悼会上，傅钟拄着拐杖到场，手里拿着一本资治通鉴，在遗像前站了很久。 多年后傅钟也离世，遗嘱里还提到希望后人客观看待那段历史，他的笔记被整理入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