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地下党员汪戈被捕，中统正要用刑，李茂堂却推门进来，先对汪戈使了一个眼色，接着对特务说：人我来审。李茂堂是中统陕西调查室主任，地位不低，他说的话，在特务面前很有份量。 审讯室的门关上后，空气里的紧张并没有立刻散去。李茂堂没有坐下，而是站在桌旁翻看卷宗。卷宗里记录着汪戈在西安活动的轨迹，看似零碎，却牵着一条通往陕北的交通线。 李茂堂心里清楚，这不是一桩普通的抓捕。就在不久前，胡宗南已经在西安集结重兵，围绕进攻延安的部署频繁调整，任何一个情报点被撬开，都可能牵动整个战局。 汪戈被捕的那天，正是西安城里风声最紧的时候。多名地下交通员失去联络，几处秘密联络点被迫停用。李茂堂得到消息时，并没有第一时间表态，而是先确认了抓捕单位和关押地点。 他明白，越是急着插手，越容易引起怀疑。直到中统内部准备对汪戈用刑，他才以负责人身份出面，将人“接”到自己名下审讯。 这并非李茂堂第一次在关键时刻“插手”。就在同一年三月，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详细作战计划已经在西安的军事系统内流转。 作为中统陕西调查室主任，李茂堂有机会接触到这份文件。他没有留下任何书面痕迹，而是通过极为隐蔽的渠道，将要点提前送往中共中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据此决定撤离延安，保存主力。这 次情报传递，直接影响了西北战局的走向。 回到审讯室，李茂堂敲了一下桌子，门外的特务立刻安静下来。他提高嗓门质问汪戈，话语凌厉，语气却在关键处留有余地。 供词的记录同样经过精心处理，一些重要细节被模糊化，个别信息甚至被有意写错。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为后续的处理留出空间。李茂堂清楚，中统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只要拖延，就可能等来转机。 那段时间，李茂堂的压力并不只来自工作。长期潜伏让家庭关系几乎断裂。家人并不知道真实情况，外界的评价也多半负面。李茂堂只能将这些压在心里，继续扮演那个“强硬”的情报官员。 正如后来有人评价的那样，隐蔽战线的工作往往没有掌声，只有风险。 夜深之后，汪戈被转移到一处由李茂堂直接掌控的临时关押点。这里的看守多为旧部，行动相对稳妥。李茂堂并没有立刻安排行动，而是等到确认城内巡查路线变化后，才开始部署转移。 这样的谨慎，源于多年情报工作的经验，也源于对失败后果的清醒认识。 类似的决断，在此后几年里反复出现。1947年中后期，国民党计划向陕北派遣大批特务进行破坏。名单一旦落实，解放区将面临极大威胁。 李茂堂获取名单后，没有通过常规渠道，而是选择最原始、也最安全的方式传递情报。最终，这批特务在进入解放区前被全部控制，行动未能展开。 到了1949年，西安局势已然明朗。胡宗南准备撤离前，曾考虑破坏城市设施。李茂堂再次被推到前台，负责相关事宜。表面上的布置十分到位，暗地里的处理却另有分寸。正 是这种分寸，使得西安在解放过程中避免了大规模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