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重庆谈判，上党在打仗 1945年8月，抗战刚胜利，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主席去重庆“共商国是”。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看着毛主席会不会去。 毛主席决定去。但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哪是真心和谈？这是蒋介石摆的“鸿门宴”，目的是拖延时间，好调兵遣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 果然，就在毛主席的飞机飞往重庆的同时，蒋介石的秘密指令也到了山西。他的老搭档、“山西王”阎锡山立刻出动38000多精锐，直扑共产党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腹地——上党地区（核心是长治）。 一时间，中国出现了两个并行的战场：一个在重庆的谈判桌上，唇枪舌剑；一个在山西的上党山区，真刀真枪。 毛主席临行前，对送他的刘伯承、邓小平说得斩钉截铁：“这一仗，你们必须打赢！你们在前方打得越好，我在重庆就越安全，说话就越硬气！” 为什么上党这么重要？它号称“山西的南大门”，地势极高，俯瞰整个华北平原。谁占了上党，谁就掐住了山西的喉咙，进可攻，退可守。阎锡山把它看作自己“独立王国”的围墙，早就想夺回去。 刘伯承、邓小平肩上的担子重如泰山。他们手下的部队，刚从分散的游击状态集结起来，装备极差，子弹稀缺，平均每个战士不到五发。而对手是阎锡山的正规军，据守着日军修建的坚固城池。 这仗怎么打？刘伯承提出了著名的“拳头理论”：把分散的手指攥成拳头，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战役在9月10日凌晨打响。刘邓首长用的是经典的“围城打援”战术：先包围长治外围的几座小城，吸引长治城里的敌人出来救援，然后在半路设伏，吃掉援军。 战斗异常艰苦。我军缺乏重武器，面对高墙深沟，战士们想出了土办法——挖地道，把成吨的炸药送到城墙根下。“轰”的一声巨响，城墙被炸开缺口，部队才冲进去。就这样，靠着一股血性和智慧，连续攻克五座县城，把阎锡山的守军全部压缩到了长治孤城里。 就在这时，情报传来：阎锡山急眼了，派他的心腹大将彭毓斌，带着2万多援军，配着重炮，从太原日夜兼程杀奔而来！ 前线形势瞬间危急。如果继续强攻长治，就会腹背受敌；如果撤退，前功尽弃。 刘伯承盯着地图，做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变“围城打援”为“攻城打援”！留下少数部队继续佯攻长治，迷惑守军；主力部队秘密北上，急行军到老爷山地区，埋伏起来，专打彭毓斌的援军！ 这是一场意志和速度的比拼。我军战士靠两条腿，冒雨在山间急行，抢在了敌人前面，在老爷山布下了天罗地网。 10月2日，彭毓斌的部队大摇大摆进入伏击圈。战斗瞬间白热化。敌人占据山头，火力凶猛。我军弹药奇缺，很多战士真的只剩下几发子弹。最惨烈的时刻，靠的是夜袭、刺刀和手榴弹。 刘伯承又使出一招“围三阙一”：包围圈故意留个口子。陷入绝境的敌人看到生机，阵脚大乱，开始向北突围。这一跑，正中了埋伏。追击战变成了歼灭战。到10月6日，阎锡山派来的两万多援军，几乎被全歼，总指挥彭毓斌被击毙。 援军覆灭的消息传到长治，守将史泽波彻底绝望，弃城向西逃跑。刘邓岂能放虎归山？命令部队不顾疲劳，连续追击。终于在10月12日，将史泽波及其残部全歼在沁河岸边，史泽波本人被活捉。 历时40多天的上党战役，我军以3.1万兵力，歼敌3.5万，缴获山炮24门，机枪2000多挺，长短枪1.6万支，子弹上百万发。刘伯承笑着称之为“一夜暴富”。 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胜利。就在战役期间，毛主席在重庆的谈判桌上，态度愈发从容坚定。当国民党代表试图施压时，周恩来可以平静地告知对方：“我们在山西的部队，刚刚消灭了阎锡山进攻解放区的三万多人。” 这比任何雄辩都有力量。 上党一战，打出了两个道理： 第一，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 第二，共产党和解放军，有决心、也有能力捍卫人民的胜利果实。 这场战役，就像毛主席下的一盘大棋。他在重庆谈，刘邓在前线打。谈为打争取道义和时间，打为谈提供底气和筹码。最终，枪杆子支撑起了谈判桌，为共产党赢得了战略上的绝对主动，也拉开了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大幕。 这就是历史的智慧：真正的主动权，从来不是靠别人施舍来的，而是靠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一拳一脚打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