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去世后的罕见遗体照。 邓颖超在临终前，对身边工作人员说道：“不要抢救我了，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就不要再浪费国家的医疗资源了”。 邓颖超去世后，留下遗嘱：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所有积蓄全部上缴作党费、我和恩来同志共同居住的房舍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之用。 邓颖超，公者千古！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一日，北京的告别厅里，白布铺好，花圈排满，邓颖超的遗体照端端正正立在最前面。天津的报纸很快刊出这张照片，不少老市民剪下来夹进相册，只说一句：“这是从咱天津走出去的那位。”不久之后，她的骨灰按遗愿，一部分撒进海河，一部分送到渤海湾，算是从广西南宁出发，绕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把她当“第二故乡”的这片水域。 她和天津的缘分，一九一零年就牵上了。那时她还是南宁来的小姑娘。父亲邓庭忠做过晚清地方官，卷进政争，被迫害、被流放，客死新疆。母亲杨振德自幼学中医，后来一边行医，一边教书，靠这两门手艺把家撑着。日子窘迫，她带着女儿一路北上，在天津落脚，这城对母女俩来说，既是避难所，也是重起炉灶的地方。 进天津后，邓颖超先在直隶女师附小念了两年书。书越念越想往前赶，一九一五年夏，她虚报两岁，连跳两级，在十一岁那年考进直隶女子师范预科。一九一六年，再升入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子师范学堂——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旧址就是今天天津美术学院那一带。她在这里结识郭隆真、张若名等同学，一起折腾学生乐群会、学生自治会、青年会，把女师办成了一块小小的“练兵场”。 一九一九年五月，北京学生上街反对卖国条约的消息传来，天津很快沸腾。五四运动第二天，各校学生涌上街头。十六岁的邓颖超，已经成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队长，又兼“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长。她带着一群女学生进街巷、进院落，给市民讲帝国主义和国耻。戏台上男女不能同台，她就干脆女扮男装，在《花木兰》《安重根》里演男主角，站在灯光底下，把“女学生”这个身份演得又硬气又鲜明。 同年九月，天津城里多出一个小团体——觉悟社。二十多名进步青年聚在一间屋子里，抓阄分号，对外不用真名。邓颖超抽到“一号”，后来又用“逸豪”作化名。觉悟社组织反帝反封建活动，她带讲演队沿街演说、发传单，军警堵在前头，推搡、驱散、殴打都是常事。 一九二零年一月，觉悟社发动抵制日货请愿，周恩来等四名代表被捕。她和社员们一面把学生运动撑住，一面四处奔走营救，联系社会各界施压，终于逼得当局释放了被捕代表。 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毕业后，她没有退回家里，而是进教室当老师，先到北平师大附属小学任教，又回天津达仁女校带课。白天讲课，晚上听报告、读新书，马克思主义的书一册册翻过，慢慢在心里落了地。她用唯物主义的眼光再看天津街头巷尾的贫富悬殊和妇女困境，越看越清楚：喊口号、上街游行固然重要，要真让女人站起来，还得动知识、动制度。 一九二二年，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委托她等在津知识女性，在天津建立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目标是扩张女子在法律上的权利和地位。 一九二三年初，她又和战友创办女星社，一头钻进胡同、厂房，接触被家暴、被买卖、被逼婚的妇女，一头创办《女星》杂志，让妇女自己的故事第一次成批量登上纸面。 在《女星》上，她写了《错误的恋爱》《受了婆婆教训的一个同学》，提到石君、张嗣婧这些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子，却照样逃不开旧婚姻、旧经济和旧礼教的重压。婆婆几句话，丈夫一个眼色，就能把人压回原位。 邓颖超越写越明白：嘴上说解放，如果不给女人增加知识和谋生本领，她们始终抬不起头。 女星社干脆办起学校。女星第一妇女补习学校、女星星期义务补习学校先后开办，专门面向平民妇女招生。前者教失学女子识字、算账、学简单技能，让她们能自谋生活；后者针对终日劳作、只在星期天有空的妇女，不收学费，只求在思想和行动上给她们多留一条路。 邓颖超当教务长、责任校董，还亲自教簿记课，让这些从没碰过账本的妇女知道，钱可以由自己来算。一九二四年六月，天津女星学校的毕业合影里，她坐在前排右二，身边一圈略显拘谨的笑脸，是她最放心的“答卷”。 同一年，她又和刘清扬、李峙山、周毅创办《妇女日报》。这张报纸被后人称作中国近代第一份专门探讨妇女问题的日报，是“沉沉女界”的一声晨钟。她在报上当编辑、写文章，一面宣传妇女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一面推动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把妇女争权利的事，同争国家独立、争政治民主紧紧拧在一起。 一九二五年三月，邓颖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五卅惨案”发生后，她站在天津游行队伍的前排，带群众上街、到直隶省公署请愿，高喊抵制英货、日货，很快被列入通缉名单。同年七月，她在组织安排下离开天津，赴广州工作，把在这座城市练出的那股劲头，带到新的战场。 这些年串在一起，再看那张一九九二年的遗体照，就多了几层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