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毛主席视察安庆，突然想起了陈独秀，于是便问地委书记：陈独秀家还有谁？殊不知，就是这简单的一问，给陈独秀后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转变...... 一九五三年二月，长江水声砸在舰身上，“长江舰”从安庆往芜湖顶水前行。毛主席刚听完防洪、南水北调、北煤南运的汇报，站在甲板上，忽然换了个话题：“陈独秀家，还有谁？” 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被问住，只能回道：有个儿子陈松年，在窑厂当临时工，抬土、制坯、搬砖，家里挺困难。毛主席点点头，说陈独秀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传播马列、创立政党，“是有功劳的”，又加上一句：“陈独秀后人的生活，还是要予以照顾。” 这句话很快从船舱落到安庆。窑厂把陈松年从临时工转成正式工，调到稍轻的技师岗位，统战部门每月再补三十元。第一次领这三十元，他在办公室里对着墙上的毛主席像深深鞠了三躬，把钱折好揣进衣兜，这个“陈独秀之子”的身份头一次像是帮了他一把。 一九五四年一月，中央人民政府颁下“革命牺牲军人家庭纪念证”，把陈延年、陈乔年的名字庄重写上，说他们“丰功伟绩不朽，其家庭当受社会之尊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六十八岁的陈松年被选进安庆市政协，进了市、安徽省两级文史馆。清明时，他去墓地给父亲上坟，家里墙上一直挂着父亲四十多岁时的照片。 一九一零年，他出生在安庆，陈独秀早已在外奔波，家里只是偶尔听到父亲的名字。 一九三一年，母亲带他去南京监狱探监，二十一岁的他隔着铁窗第一次见到父亲。 一九二七年，大哥陈延年在上海被杀，国民党反动派不准收尸，十七岁的他和姐姐陈玉莹赶到，只能在刑场外焚香烧纸。次年，二哥陈乔年又在上海牺牲，姐弟俩再去，还是只能远远望着刑场。姐姐悲痛过度，一病不起，很快走了。 抗战前后，他把祖母、妻子和一岁的女儿带到重庆江津投奔陈独秀，在当地教书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一九四二年，祖母先走，父亲在五月二十七日病逝，两口棺材只能暂厝江津。 从一九二七到一九四二，他先后送走大哥、二哥、姐姐、母亲、祖母、父亲六位至亲，六场丧事都要他张罗。 战后，他带家人回到安庆，与妻子育有一男三女。“名人之后”的身份没给生活带来方便，反倒添了不少门槛。妻子一会儿去窑场抬土，一会儿修铁路，一会儿糊火柴盒。两个大女儿念完高中，说不上大学了，想早点挣钱帮家里，母亲一句话压回去：“勒紧裤腰带，也要供你们念完。”到了五十年代，他不能再教书，只能进窑厂当临时工，抬土、制坯、搬砖成了固定活计，就这么熬到一九五三年长江上的那句问话。 往更远处看，是陈独秀的影子。 少年时，他在家挨父亲的打，站着不哭不认错，惹得父亲骂他将来是“杀人不眨眼的强盗”。长大后，他没有走江湖路，而是办刊物、写文章，点起新文化运动的火，把马克思主义带进中国，被许多人叫作思想界的“盗火者”。 革命斗争中，他多次被捕。一九三二年十月，他在上海被抓，以“危害民国罪”判刑十三年。他在法庭上顶回去，意思很清楚：所谓“罪”，不过是拥护民族利益、劳苦大众。书法好名气大，何应钦进监狱向他求字，他提笔写下“匹夫不可夺志也”。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提前出狱。蒋介石请他当劳动部长，又拿出十万元让他另立“党中央”，他都拒绝。后来搬到江津，靠写文章、卖字过活。一九四二年，他在江津贫病去世，终年六十三岁。 这样的家里，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走得更绝。 一九二四年，延年前往广东，在黄埔军校从事政治工作，当过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相信工农力量，也看不惯父亲对国民党右派的退让。“四一二”政变后，上海白色恐怖，他偏偏回到这座城市重建党组织，很快被捕。 一九二七年七月四日押赴刑场，刽子手让他跪下，他站着高喊“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最后被乱刀砍死，年仅二十九岁。 乔年比他小两岁，早年赴上海、法国求学，在那里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入党。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上，他面对陈独秀的错误，照样严肃批评。 会后调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被捕，挨打时只说“挨几下鞭子算个啥”。 六月六日押赴刑场，他安慰狱友，说希望子孙后代能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生活。 毛主席后来多次谈起陈独秀，一面指出他在大革命中的错误，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又讲过“他创造了党，有功劳”，还叮嘱，将来修党史不能把陈独秀抹掉。 一九五三年长江江风里的那句“陈独秀家，还有谁”，落在一个窑厂工人身上，说重了是历史态度的兑现，说轻了也就是船舱里随口的一问。对陈松年和后人来说，这一问让这个在战火和政治漩涡中七零八落的家，终于有了喘口气的机会。 一九九〇年，他在安庆病逝，终年八十一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