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岁的邓颖超，找到李鹏，开口就是一句：“我想安乐死。” 坐在李鹏对面的，不是那个在书本里叱咤风云的“邓大姐”而是一个被岁月和病痛掏空了身躯的老人，那是1989年前后的光景，85岁的邓颖超手抖得厉害，帕金森症像一条看不见的锁链，锁住了她的神经，她这一开口，直接把李鹏震住了。 要知道，李鹏是她和周恩来一手带大的，烈士子女的出身，让他比旁人更懂这位“邓妈妈”他眼看着她怎么从枪林弹雨里走过来，又怎么在和平年代里一点点被病痛磨损，这句话不是一时冲动，更不是老人的矫情。 如果你看过她晚年的那本“身体账本”就会明白这五个字背后的分量，那时候，她吃一顿饭，得要医护人员一勺一勺地喂，耗时往往超过半个钟头，手里的勺子拿不稳，走路离不开人搀扶，但这还只是面上的苦，掀开袖子，那才叫触目惊心。 长期的注射治疗，让她的双臂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针眼，有的地方因为反复穿刺，皮肤早已淤青发黑，连块好肉都找不到，深夜才是最难熬的，疼痛常常把她从睡梦中拽醒，但她从不按铃，也不喊人，她就那样独自坐在黑暗里，硬生生熬到天亮。 这些病根，早在她15岁投身革命时就埋下了，当年在敌后做情报工作，忍饥挨饿是家常便饭，胃病和风湿就是那时候落下的，后来打游击，睡山洞、趟水沟、啃树皮，身体像块铁一样被冷热反复淬火，早就伤了底子。 建国后本该享福，可她又是几十年的连轴转，高血压、冠心病、胆管结石轮番上阵，手术台成了她的常客，这具躯体，确实太累了，但真正让她动了“安乐死”念头的，不是痛，而是“愧疚”她这一辈子，哪怕在最艰难的流亡路上，也是把生死置之度外的。 可到了晚年，她怕了，她怕的不是死，而是怕“活着没用”她多次跟秘书赵炜念叨，自己一辈子没为私事麻烦过组织，怎么老了老了，反而成了一个巨大的包袱，看着满屋子的人围着她转，看着国家昂贵的医疗资源耗费在自己这个“废人”身上。 她心里那块石头压得喘不过气“共产党员的生命是人民的，不能浪费”这话她说得决绝，面对邓妈妈的请求，李鹏僵在那儿，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他怎么能点头，情感上，这是养育他的母亲，法理上，那个年代“安乐死”更是禁区。 他只能哽咽着劝慰：“您是功臣，为革命吃了一辈子苦，党和人民不会不管您的”看着孩子哭得伤心，邓颖超没再强求，她沉默地收回了这个请求，转头却做了一个更狠的决定，把这份“不添麻烦”的执念，刻进了遗嘱里。 这份遗嘱，其实早在1978年7月1日，党的生日那天就开始动笔了，那天她把秘书叫来，铺开纸笔，留下的不是什么豪言壮语，而是一份彻彻底底的“退场清单”初版只有五条，条条都在做减法：遗体解剖火化、骨灰不留、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直接公布去世消息。 后来，她觉得还不够干净，又补了两条：住的房子交还国家，不搞故居纪念馆，不得因为她或周恩来的身份，照顾任何亲属，在被李鹏“拒绝”后，她又给这份遗嘱加了最后一道保险：病危时，万勿采取抢救措施，切莫增加组织和医护人员的负担，这是她在“安乐死”无望后，给自己争取的最后一点尊严。 1992年，88岁的邓颖超病重，高烧不退，水米难进，为了延续生命，医生给她做了胃漏手术，当她从麻醉中醒来，意识恢复的第一瞬间，她拉着医护人员的手，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又给你们添麻烦了”临走前，她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没有追悼会，没有墓碑。 按照她的遗愿，骨灰撒进了天津海河，那是她少年时代起航的地方，也是她最后的归宿，直到很多年后，当那句“我想安乐死”的往事被重新翻起，人们才真正读懂了那位老人的内心。 她争的不是生死的权利，而是一个共产党人最后的纯粹，在她看来，既然不能再为这片土地发光发热，那就干脆利落地化作尘土，连最后一点灰烬，都不愿压在后人的肩上。信息来源：环球在线|揭秘:没有直系亲属 邓颖超怎样立遗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