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李叔同回国后，在房间挂了一幅日本女子的裸体画，妻子俞氏每次看见都忍不住恶心。可当她得知画中人是谁后，当场痛哭流涕。 2011年，中央美院那间阴冷的地下库房里，工作人员从积满灰尘的角落翻出一幅沉睡了整整一百年的油画，画上的女子半裸着上身，双目微闭，神态安详得像一尊圣像，但这幅《半裸女像》绝不仅仅是一件艺术品。 它是通往1910年代那个破碎世界的钥匙，是当事人肉身早已化作尘土后，留下的唯一呈堂证供，对于天津卫那位名门正娶的发妻俞氏来说，这幅画是让她每一次看见都忍不住恶心痛哭的“淫秽铁证”。 而对于那个隐没在历史尘埃里的日本女子雪子，这是她曾被一位中国才子视作灵魂祭坛的凭据，那个画画的人叫李叔同。 1911年，你会发现李叔同回国后的生活，根本不是传记里写的那般潇洒，他其实是在玩一场极高难度的“空间魔术”试图在物理上折叠两个互斥的世界，他把那个在东京寓所里愿意为他宽衣解带的雪子，悄悄安置在了上海。 把那个奉父母之命迎娶的俞氏，留在了封建礼教深重的天津，而他自己，则躲在杭州的学堂里教书，这不仅是地理上的隔离，更是认知的割裂，在东京，裸体是艺术，是《茶花女》式的浪漫，一旦跨过那片海，到了天津老家，这就成了伤风败俗。 他太清楚这一点，所以在这三个城市之间，他必须时刻切换面具：在上海是温存的丈夫，在天津是尴尬的官人，在杭州是严肃的教员，支撑这场“双重人生”的，原本是天津李家富可敌国的家底，可偏偏那个时代容不下旧贵族，辛亥年的巨变让李家亿万家财化为乌有。 那个曾经挥金如土的风流阔少死了，活下来的只是一个精打细算的教书匠，这才是最残忍的现实，他不得不把杭州那点微薄的薪水劈成三瓣：一份寄给上海养雪子，一份寄回天津养发妻，一份还要资助贫困学生刘质平。 他谁都不想辜负，谁都想负责，结果把自己逼到了死角，那种把一块钱掰成两半花的窘迫，让他在这个红尘里越陷越深，也越来越累。 1915年的那场大雪，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挚友许幻园破产了，站在雪地里连门都没进，挥泪喊了一句“后会有期”李叔同站在那里，看着漫天风雪，写下了那首后来被唱滥了的《送别》。 世人只知道“长亭外，古道边”是送别友人，其实那天他真正送别的，是那个试图讨好所有人的自己，他看透了，繁华如梦，不管是钱财还是情爱，最后都是抓不住的虚空，既然抓不住，那就彻底斩断。 1916年，他受一本杂志的启发，跑到杭州虎跑定慧寺断食17日，那是他第一次尝试把肉身欲望降到最低，结果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盈，这颗种子一旦种下，出家就成了时间问题。 1918年，决断时刻来了，这或许是近代史上最“残忍”的一幕，在正式剃度前，他给上海的雪子写了一封信，信里没有缠绵，只有近乎冷血的理性：“请吞下这一杯苦酒，家中钢琴、衣物及珍宝，悉数归你”。 他把家产算得清清楚楚，就像在处理一笔不良资产的清算，冷静得让人心寒，雪子哪里肯信，她疯了一样从上海冲到杭州虎跑寺，在山门外跪了三天三夜，这就是素材里最撕裂的地方，关于最后的见面，历史留下了两个版本，但无论哪个都指向了同一个内核。 当雪子终于见到那个身披灰袍的人，哭着问出那句“弘一，请告诉我，什么是爱”时，那个曾经为她画裸像、写情诗的男人，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爱，就是慈悲”这五个字，听起来多神圣，落在具体的女人身上却多残忍。 他的慈悲是给天下众生的，留给妻子和情人的，只有冰冷的背影，他乘舟而去，一次头都没有回，俞氏在天津听闻消息，出奇地平静，或许在她心里，丈夫早在七年前就死了，而雪子带着破碎的心回到日本，隐居冲绳，直到临终前才交出李叔同留下的那一缕胡须和一块手表。 李叔同变成了弘一法师，为了赎这份“残忍”的罪，他用了整整24年来惩罚自己的肉身，他严守过午不食，一件僧袍补了224个补丁，那个曾经锦衣玉食的公子哥，把生活降级到了苦行僧的极致，他在用这种方式，清洗那个“风流李叔同”留下的所有痕迹。 1942年，弘一圆寂，临终前，他费力写下“悲欣交集”四个字，到底什么是悲，什么是欣，或许，欣的是他终于从这滚滚红尘的羁绊中解脱了，而悲的是，即便成佛，他也深知自己终究是辜负了那两个女人。信息来源：光明网——再现李叔同传奇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