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解放那一年，村里的地主把田地全卖光了，因为他大儿子写信回来了，叫他卖的，不卖以后全部没收，啥也不会给你留下。 信是从解放区寄回来的，大儿子建国已经参加了革命，在信里没拐弯抹角，说得很直白。 新政权一来，土地改革一定推，算账的时候不看你人好不好，只看你站在哪个阶级里，地主就是地主，再厚道也没用，信不长，却字字砸在周老财心上。 周老财那年已经五十多岁，一辈子没出过几次县城，最大的骄傲就是那两百多亩水浇地。 周家五代人都靠这片地活着，从他爷爷那辈开始，一锄一锄攒下来，风调雨顺的时候粮仓满满，年成不好的时候也能撑过去。 在村里，他每天起得比鸡早，天没亮就往地头转，看看水渠，摸摸土，哪块地板结了，哪块地该追肥，他心里门儿清，对他来说，地不是资产，是命。 也正因为这样，他一开始是不信的，村里早就有风声，说邻县在搞减租减息，说得好像对地主也没下死手。 周老财心里盘算着，自家这些年对佃户算厚道，收租从不逼死逼活，荒年还减过租，谁家有事也肯借粮，真要算账，怎么也该留点情面。 他甚至想过，就算改朝换代，日子也许还能像以前一样慢慢过。 可管家一句话，把他这点侥幸撕开了，管家说，现在不是讲情分的时候，是讲出身的时候。再加上儿子信里反复提的那句话，不分善恶，只分阶级。 周老财第一次意识到，这次真的不一样了。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抽旱烟，烟灰掉了一地，屋里老伴不敢多问，孩子们也不吭声。 到后半夜，他突然起身，把账本翻出来，一页一页看，看到天亮，第二天，他做了个让全村都愣住的决定，卖地。 不是偷偷卖，是敞开卖，价格按市价，不多要一文钱，还放出话来，佃户优先，有人不信，觉得他是做样子，可真到那几天，村里人发现他是动真格的。 老根叔把攒了一辈子的银元掏出来，手都在抖，生怕买不到，几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凑钱买地，算账算得满头汗。 也有人站在一旁起哄，像周二狗这种二流子，嚷着说马上要分田了，凭啥还要花钱买，被人当场怼回去，说你不买就让别人买，少在这儿说风凉话。 最让人记住的，是那三亩薄田，那地不肥，也不值钱，周老财却没卖，直接给了村里的孤寡老人李老栓，写契那天，他只说了一句，人不能把路走绝。 等到土地改革真正推开的时候，村里已经和周边不一样了，工作队一来，清点土地，周老财名下只剩下二十亩自耕地，够一家人吃喝，却算不上地主。 最后给他的成分定成了富农，需要交一部分粮食，但院子保住了，人也没被拉去批斗，后来孩子还能读书，有的还进了单位，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体面的结局。 反观那些死守不放的地主，结局就完全不同了，田产被没收，人被定性，有的被戴高帽子游街，有的在后来的日子里一步步被磨垮。 那不是个别现象，而是那个年代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而那些当年咬牙买地的佃户，反倒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土改一来，他们买下的地直接确认了所有权，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 有人后来回忆，说那一刻才第一次觉得脚底下的土是自己的。 周老财活到了八十年代，晚年他依旧喜欢下地，拄着拐杖站在田埂上看，谁家翻地翻深了，他还会提醒两句。 土地对他的意义，从来没变过，只是他明白了，时代变了，去世前，他留下的话很简单，说地是死的，人是活的。 回头看那场土地改革，到一九五二年底，全国大约有三亿无地少地农民分到了约七亿亩土地，几千年来的农村结构被彻底改写。 地主这个阶层，走完了它的历史，而农民第一次真正站在了土地上。 周老财的选择，谈不上多么高明，却足够清醒。 他没有和时代硬碰硬，而是在风暴来之前，把家族往岸上推了一把。 祖产没了，可人还在，血脉还在，日子还能往下过。 这或许就是普通人在大时代里的生存智慧，不是逞强，而是看清方向之后，懂得什么时候该松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