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国航机长袁斌只因为不满分房制度，携带着妻子，驾驶载有95名乘客的飞机叛逃台湾，客机刚飞入台湾领域，就被拦截，乘客瞬间陷入惊恐，但最终夫妻俩的结局却让人拍手叫好...... 袁斌学历体面，飞行时数充足，职业晋升飞快，薪资高、住房有、家庭稳定。 妻子徐梅是一所小学的老师，工作稳定、性格温和，朝阳区的百来平新房也早早到手。 在别人眼里，那就是“别人家的哥哥”、人生巅峰开局，可没想到，这样的人，也能走到劫机这一步。 说袁斌是体制里“宠儿”也不夸张。民航系统是当时无数人羡慕的职业，他能在十年飞行时间内从副驾驶升至正班机长，是很难得的。 他的生活也确实没有什么“表面风光，实则落魄”的剧本，真的稳定幸福。 可真正压垮一切的，其实是几平米的房子。 事情得从1998年说起——那时候，国航正好在做一次终极版的住房分配改革，也就是最后一批公房名额。 当时按照规定，优先分配对象是无房职工，而已经拥有房产的，包括袁斌，就不能再次入选。 这一套逻辑放今天看也很正常，但袁斌接受不了。 他觉得，自己明明跟他同期的机长业绩不相上下，甚至飞得更多，为什么对方能再拿一套大房，自己却不行。 他认定这背后“有人下套”，从而一步步在心里发酵出一种“被打压”“被牺牲”的委屈感。 这种不满的种子，没在他脑海里过去。反而越长越大。 而让人意外的是，他的这个情绪没有逐步被现实磨平，反而因为一次次的抉择，最终走上了极端之路。 就在分房落选之后，他开始偷偷筹划脱离这个系统，甚至脱离这个国家的打算。他的目标，是台岛。 在那个年代，从祖国大陆劫机飞往台岛并不多见，更别说是民航机长亲自操盘。 袁斌做了一系列部署，不仅向妻子提出了“要么一起走，要么就离婚”的严厉选择题，还悄悄卖掉了家中汽车，清理了部分财产，取消了重要社交安排。 他知道，这次一飞冲天可能就再无回头日。 在妻子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时，事情已经走远了。 徐梅虽拖着不愿意配合，但也架不住袁斌一次次“非走不可，你不走我们就离婚”的软硬兼施。最终，她还是同意了这不归之路。 1998年10月28日，北京至仰光的CA905次航班按时起飞。 这是一趟国际航线，途经昆明，中途加油后飞往缅甸，全程载有95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表面看起来，一切如常。 但就在飞机飞到山西太原空域时，真正的戏码来了。 袁斌转头对副驾驶文飞发出震撼言论：飞机不去仰光了，要改飞往台岛。“你要是不同意，我就让飞机永远落不下去。” 像这样简明粗暴的威胁，配上他的掌控舱门权限，还有妻子徐梅已经违章进入驾驶舱的事实，文飞知道，今天这趟飞行恐怕是在玩命。 在那关键几十分钟时间里，副驾驶文飞临危不乱，他没硬抗。也正是这个决断，避免了整个航班成为空中悲剧。 他以“保全乘客安全”为由暂时顺从袁斌，同时偷偷用无线电发送了国际通用劫机求助代码。在塔台收到紧急信号后，全力尝试反沟通，但袁斌早已关闭通讯设备。 飞机在没有计划的航线上偏航，最终被台岛空军侦测到，派出战机升空拦截。 但也正因为台岛方面敏锐判断出这不是恐怖攻击，而是一起单人主导的劫持事件，战机也并未强制拦截，而是以“护航”的方式，将该航班最终引导降落在了当时的中正国际机场。 1998年10月28日中午11点17分，飞机落地台北。全机人员无一伤亡，袁斌被控制。妻子徐梅也一并被采取措施。 他们两人在台岛被以非法入境和妨害自由罪分别判处十个月和六个月有期徒刑。 刑满之后，并未获释，而是被继续关押，由于两岸之间没有司法移交协定，返回程序一度异常复杂。 直到2001年6月28日，在两岸红十字组织的协调下，袁斌、徐梅连同此前几起飞往台岛的劫机犯共八人，统统走马祖——马尾通道返回大陆。 这次遣返，是两岸第一次通过红十字方式处理劫机问题，也为日后的类似事件处理留下了路径示范。 回国后，袁斌和徐梅并没有因为在台岛已受刑而免罪。祖国法律追责力度非常明确，两人很快再次因劫持航空器罪被依法起诉。 虽然外界对徐梅的角色有所同情，考虑她或是在胁迫下被动配合，但最终她仍被认定为参与者，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任何伤害公共安全的行为都不是个体情绪的合理发泄。它不仅危及乘客与国家航空安全，更是赤裸裸的对司法尊严的挑战。 哪怕是在海外受刑，回国也必须承担法律后果。 官媒信源链接： 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