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还在，根却松了。 韩国人查祖宗要翻译本，越南年轻人读《金云翘传》得靠英语注释，新加坡学生背“华语”却不懂“孝”字怎么写。这不是懒，是几十年前一纸命令、一场运动、一次站队，把字和意思硬生生掰开了。 韩国1970年直接禁汉字教学，老师撕课本，书店烧旧书，连庙门匾额都换掉。现在首尔地铁站名旁边还得加括号写汉字，不然游客看不懂，本地人也常搞混“大邱”和“大丘”。三星招人，简历上没汉字证书，HR看都不看——不是怀旧，是真用得上。 越南更早，1945年就立法推国语字，法国人当年废汉字科举，说是为了“扫盲”，实际是把中越几百年来共用的典籍、律法、医书全锁进柜子。现在河内大学开汉字课，教室坐满人，一半为了考HSK，一半为了看懂爷爷留下的地契。古籍馆里老先生指着泛黄手稿叹气：“这字我认得，但意思？得问中国学者。” 蒙古的情况有点不一样。他们没跟汉字较劲，而是苏联时期一刀切换成西里尔字母。传统蒙文竖着写，词连着词，像草原上的马群；西里尔文横着排，一个音一个格，像工厂流水线。2025年说要恢复传统蒙文办公，结果政府网站还是西里尔，打印机没竖排字体，公务员连自己的名字在传统文字里怎么写都得现查。 新加坡最现实。华人占七成多，可南洋大学1980年关了，华文中学变成“特选学校”，春节发红包，但孩子不知道“压岁”为啥叫压岁。讲华语运动推了四十年，结果是福建话、潮州话没了，普通话也没扎下根，只剩一句“吃饭了吗”说得溜。 这些事没谁说是错的，也不是回头路好走。只是突然发现，字还在纸上，可有些东西已经接不上了——比如看族谱时那个“讳”字什么意思，比如合同里“不可抗力”的“抗”字为什么不能写成“亢”，比如过年祭祖，香怎么插，顺序谁定。 去年首尔有高中生用韩文写小说得了奖，记者问他影响最大的书，他答：《论语》韩文译本。记者追问原版读过吗？他摇头：“老师说，先读通译本再说。” 文化这东西，砍掉容易，长回来得靠自己一点点接。 接得上，就还是自己的。 接不上，就只是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