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黄梅戏大师严凤英，吞服安眠药自杀，年仅38岁。严凤英死后不到一个小时，剧团的领导便火速赶到，任务只有一条：有人检举她是特务。 人刚走，身体还温着，逼供的架势就已经摆开了。这不是来吊唁，是来“办案”的。他们要搜，搜那个所谓的“特务”证据。严凤英的丈夫，那位同样备受折磨的艺术家，悲痛和愤怒堵在胸口，几乎要炸开。他拦在门口，眼睛血红：“人都死了，你们还要怎么样？！”没人回答他，或者说，那些冰冷的眼神、公式化的盘问，就是最清楚的回答。他们冲进屋里，翻箱倒柜，动作粗暴，像是在对待一个肮脏的巢穴，而不是一位刚刚逝去的艺术家的居所。枕头被撕开，抽屉被拉出来倒扣在地上，书籍信件散落得到处都是。他们要找发报机，找密码本，找一切能坐实“特务”罪名的铁证。可哪里有什么铁证？只有她为角色写满批注的剧本，只有观众写给她的、已经发黄的信件，只有她珍爱的几张演出唱片。 找不到，他们不甘心。一个荒谬到极点的念头，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却显得如此“顺理成章”。有人提出，她是不是把“特务工具”吞到肚子里，藏起来了？这个提议，竟然得到了响应。于是，更令人发指的一幕发生了。他们叫来了医生，不是救人，是“剖腹检查”。就在严凤英的遗体上，用手术刀，划开了她的腹部，一寸寸地翻检她的肠胃。他们要看看，这位把《天仙配》唱得婉转动人、把《女驸马》演得英气勃勃的艺术家，肚子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武器”。 结果呢？当然是什么也没有。只有未消化的安眠药，只有一位女性艺术家普通的、此刻已然冰凉的脏器。一场闹剧，一场以革命名义进行的、彻头彻尾的暴行和侮辱。那些执行命令的人，或许觉得自己在完成一项“光荣任务”，在清除“潜伏的敌人”。他们看不到艺术，听不到绝唱，只认得脑子里被灌输的、非黑即白的斗争逻辑。严凤英的罪，或许就在于她太红了，红到成了一个标志；在于她的艺术太动人了，动人到超越了某些狭隘的界限；更在于，她是个有独立思想、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听话的符号。当风暴来临，最美的花朵总是最先被摧折，最动人的声音总是最先被要求沉默。 她不是第一个，也远非最后一个。那十年，有多少才华横溢的灵魂，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陨落，或在无尽的屈辱中枯萎。严凤英的悲剧之所以格外刺目，是因为它把那种极致的野蛮和荒谬，浓缩在了她死后的这一个小时里。艺术，人性，尊严，在一种狂热的、失智的“怀疑”面前，变得一文不值，甚至要承受死后都不得安宁的戕害。她唱了一辈子追求自由和美好的戏，最后，连自己身体的自由和完整都无法保全。 很多年后，人们再回忆起严凤英，想起的是“树上的鸟儿成双对”，是那个眼波流转、唱腔甜美的“七仙女”。可这美妙的艺术形象背后，是她惨烈如斯的结局。艺术生命被迫终止在巅峰，自然生命以最决绝的方式画上句号，而就连这具承载艺术的皮囊，在死后还要遭受如此凌辱。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这是一个时代对美、对才华、对基本人性犯下的罪愆。当我们今天再欣赏那些传世唱段时，那甜美的歌声里，是否也浸透着历史深处，一丝无法抹去的血腥与苦涩？我们记住严凤英，不仅仅要记住她的艺术，更要记住艺术曾如何被践踏，记住那个不让好好唱歌、不让好好活着、甚至不让人好好死去的年代。唯有记住，或许才能防止疯狂换一副面具，再次卷土重来。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