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唯一儿子钱永刚的峥嵘岁月 二〇〇八年那会儿，钱永健拿了诺贝尔化学奖，电视一播，亲友的电话就往钱家那边扎。 有人感叹：要是当年老钱一家不回国，永刚现在说不定也不是在机房里写程序。 时间往回拧，要拧到上世纪五十年代。 那时候的钱学森，在美国前途亮堂，科研平台顶尖，家里一儿一女，大儿子钱永刚，一九四八年出生，两年后妹妹钱永真来了，小家看着体面安稳。 心却不在加州，在万里之外的新中国。 念头一拧，麻烦跟着来。美国当局死活不让走，关起来反复审，人被折腾得一个月瘦了三十来斤。多年攒下的书和笔记，差不多八百公斤，被海关一扣了事。另一边，新中国咬牙，把在朝鲜战场俘获的十一名美军飞行员放回去，换他回家。 等到全家踏上回国的船，甲板上的风吹得人睁不开眼。钱学森夫妻俩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利索，七岁的钱永刚却一脸懵，只知道要和幼儿园的老师同学说再见。 船一靠岸，他才知道什么叫换了天地。 物资紧巴巴，牛奶面包成了稀罕物，嘴里那点“小资口味”得收起来。 语言也是道坎，从小蹦出来的是英文，突然要换成顺溜的中文，张嘴前心里得先过一遍。家里气氛更紧，父亲一头扎进国防和导弹工程，见孩子的时间屈指可数。 适应这件事，只能自己扛。课上听不懂，就课后多抄几遍；吃不惯，就学着和同学一起在食堂门口排队等一锅大米饭。久而久之，成绩爬上来了，老师点名夸，同学喊他“学霸”。 书包越来越沉，心里的主意倒是越来越稳：以后要学理工，在图纸和数据堆里给国家干点实事。 形势一变，路说断就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角一响，高考戛然而止。 原本准备直奔大学的学生，被迫把书往抽屉里一塞走人。对钱永刚来说，这一下不只是“缓一缓”，是彻底按下暂停键。 看着儿子心里打鼓，钱学森说得很直白：报效祖国，不一定非要戴着“科学家”的帽子，穿上军装照样顶用。路就这么指出来了。钱永刚去部队报了名，一待就是九年。 九年里，他戴着军帽，干的是技术活，却从没想过找父亲开口走捷径。反倒因为“钱学森儿子”这五个字，有些提拔机会被格外小心地绕开。后来调去科技部门，工作好了一点，他也没多讲，只当是该吃的苦、该走的弯。 一九七七年，消息传到连队，说国家恢复高考。 他向领导打报告时，只说想试一试。对方干脆，考上就放你去念，考不上就接着在部队干活。 话定了，他把压在箱底多年的课本翻出来，晚上对着昏黄的灯一点点啃题。十年没系统读书，底子还在，再加上平时搞技术，脑子没完全荒。 考试成绩出来，他以全系第三名考进国防科技大学，成了校园里年纪偏大的那一拨新生。这一年，他三十岁。 三十岁在很多人眼里，是往上爬的年纪，他却背着书包坐进教室，和一群小他不少的同学一起上高数、学程序。心里明白，自己已经绕了大圈，不敢有半点松劲。 四年熬下来，所有科目都是优，拿到计算机专业学士学位时，那口气总算慢慢吐出去。 学位在手，脚步没停。看着国外计算机技术一日千里，他清楚，只在国内闷头钻是不够的。一九八六年，又做了个挺“折腾”的决定：三十八岁，自费去加州理工学院读硕士。 这所学校，对钱家别有意味。 差不多年纪的时候，钱学森已经在那儿当教授，管着喷气推进中心。 履历一摆，压力不压人也难。钱永刚却不愿让自己陷在比较里，把自己当普通留学生看待，上课、做实验、改项目，一样样往前推。 两年过去，计算机科学的硕士学位拿到手，老师们看在眼里，几家美国高校和研究机构接连抛来橄榄枝。 要不要留下，多数人会算一算账。他心里那杆秤早就立着，没打多少弯。 出来是来学东西的，东西学到手，路得往回走。 回到国内，他钻进计算机应用软件系统的研制里，做过不少重点项目。很多成果悄悄落地，改变着行业的底层运行。高校来请人，请他去讲课、带学生，一会儿在机房对着代码，一会儿在讲台上拆解系统。 把他重新拉回公众视野的，是那场诺贝尔奖。堂弟站在聚光灯下时，不少人替他算起“如果”的账：要是当年不回国，要是当年留在美国，是不是又一个大奖得主。有人干脆当面问出口。 钱永刚听完，只笑了一下，提起钱家的老话：利在一身不能谋，利在天下必谋之。对他来说，生活条件好不好，名头响不响亮，从来排不到最前面。更看重的，是一路走来，有没有对得起这句家训，对得起这片土地。 父亲那一代，把一生交给导弹和航天；儿子这一代，把青春和中年系在计算机和系统工程上。起步晚不晚、奖项多不多，在外人眼里是比较，在他们家，只是顺着那句话往下接着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