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评乾隆；“清朝的乾隆皇帝说，他是‘十全老人’，‘十全’是没有的。任何人都有优点，缺点这两方面，还用不好，会使用错干部，打击错干部”。 中南海那间书房，靠墙一整柜清乾隆年间武英殿刻本的“二十四史”，三千二百五十九卷，线装八百五十册，约四千万字，上起传说中的“五帝”，下到明末，四五千年都挤在那一排书脊上。一九五二年，毛主席拿自己的稿费，把这套书整柜整柜搬进来，不是做样子摆着，而是每天伸手就能摸到的“老伙计”。 书一翻开，到处是笔迹。古文本来没标点，他一句一句断开，重点下面拉着重线，碰到错别字就顺手改掉。封面上圈圈点点叠在一起，几册《晋书》的封皮上，还写着“一九七五·八”“一九七五.八月再阅”“一九七五.九月再阅”，字有些发抖，却很清楚，是去世前一年留下的读书时间，说明他到晚年还在反复啃这部乾隆刻本。 这套“二十四史”，是乾隆钦定的二十四部“正史”，由司马迁、班固、范晔、陈寿、房玄龄、沈约、姚思廉、欧阳修、脱脱、张廷玉等历代史家接力写成。只《史记》是一家之言的通史，其余大多是朝廷出题、臣子执笔的断代史，自带一股“官修味”。 毛主席读得极深，对这套书的毛病看得也尖。在他身边侍读古籍的芦荻，后来在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光明日报》上回忆，说毛主席曾讲，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那些所谓“实录”，假的成分也不轻。书不能不读，把每一句都当圣旨也不行；全信变成教条，全不信又成了对历史一无所知。他反复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把这些书当材料，拆开来看，分析、批判，把被颠倒的地方一点点翻过来。 他举例子很干脆。《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里写刘邦斩白蛇、头顶云气，在他嘴里就是“骗人的鬼话”。《旧五代史》写赵匡胤在陈桥驿“黄袍加身”，说是将士“擐甲将刃”拥立，赵匡胤不过“知其数而顺乎人”，篡权被写成不得不接的“天命”，这种给新皇帝洗白的笔法，一看便知。史书里那条老规矩，“为尊者讳”，也是哪里都有：皇帝、父亲做了错事，不是干脆不写，就是推给臣子。宋高宗赵构和秦桧主和投降，《宋史·奸臣传·秦桧传》里多少透出一点赵构的影子，可整套叙事还是尽量护着皇帝。 写谁、不写谁，更让他介意。四千万字，“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怎么生产生活，要么只字不提，要么匆匆带过；农民起来反压迫，十有八九被骂成“匪”“贼”“逆”。在他看来，这一点离真实历史差得太远。要想摸清几千年中国史的来龙去脉，要看王朝怎么兴衰，要看制度怎么变，这套书又绕不过，只能一边读，一边拆，一边辨。 毛主席读史从不满足于跟在前人后面点头，他更乐意在书堆里重新下结论。《史记·陈涉世家》那一篇，记秦末陈胜、吴广起义，他在页边写了“二误”：一误是功成忘本，杀掉旧日伙伴，脱离本阶级群众；二误是用人不当，偏信朱房、胡武一类人，把和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干部撂在一旁。结果众叛亲离，明明军事上占着大便宜，万众一度归心，政权却只撑了六个月就塌了。他盯的，是人心和用人，不是什么“天命”。 轮到《南史·韦睿传》，他在篇头用粗笔划了四个大圈，写上“梁将韦睿传”。整篇传记里，圈点有二十五处，有的地方还加套圈。字间一个劲跳出“以少击众”“机不可失”，还有那句“躬身调查研究”，“躬身”两个字被单独圈出。韦睿豁达大度，能团结干部，作风谦虚朴素，廉洁克己，这些地方都被他一一拎出来，最后写下那句分量十足的话：“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读这些书，他也很看重注释。颜师古、李贤、裴松之、刘攽这些名字，在他那里不是冷冰冰的目录，而是帮人把典故、史料一点点掰开的“老先生”，让原书更好懂，也更扎实。 毛主席说，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他钻进“二十四史”，是为了从旧纸堆里拎出对现实有用的东西，为革命斗争、为现实政治服务，从必然走向更大的主动，“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前进”。 新中国刚站稳，他提议组织史学家给“二十四史”做标点，先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部下手。一九五九年以后，齐燕铭、范文澜等人建议，把其余二十史再加上《清史稿》一口气整理，他当场表示赞同。 乾隆给自己起了个“十全老人”的名号，仿佛打了一辈子仗、修了一辈子史，就能攒出一份“十成十”的履历。毛主席翻着同一套史书，却把话说得很直：世上没有“十全”，人有长有短，用人不当，就会错用干部、错打干部。那一柜乾隆朝的武英殿刻本，到了他这一代，被读成了另一种东西：不再是替皇帝贴金的圣坛，而是照见兴衰成败、人心冷暖的一面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