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浙南温州乐清的柳市镇，是个出了名的穷地方，人多地少、田不够种，正经工厂没几家，老百姓守着薄地饿不着也富不了，可就是在这穷地方，穷则思变，冒出了一群敢闯敢干的能人，他们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八大王”。 当时柳市冒出的这八位能人，各有各的绝活—— 五金大王胡金林是柳市镇第一个买摩托车、装固定电话的经营者，五金门市部的货品覆盖全国工矿需求，谁家工厂缺配件，找他准没错。 螺丝大王刘大源的螺丝铺里，常备规格超千种，小到微型螺丝、大到工业紧固件，随要随取，成了周边乡镇企业的核心配件供应商。 矿灯大王程步青子承父业，专营矿灯配件，精准对接全国矿山的采购需求，生意做得稳稳当当。 目录大王叶建华另辟蹊径，1980年就和亲属合作拍摄产品照片，一口气印制2700本产品目录与价目表，靠信息对接完成销售额3.7万余元，税后获利1.7万元，在那个年代，这笔收入堪称天文数字。 还有线圈大王郑祥青、旧货大王王迈仟、合同大王李方平、电器大王郑元忠，他们全是普通农民、手工业者，没背景、没扶持，全靠走南闯北找货源、起早贪黑做加工、走街串巷搞销售，把柳市的小配件卖到了全国，让这个偏僻小镇整日回荡着机器轰鸣，外地客商络绎不绝，成了浙南最活跃的小商品集散地。 但是，这份红火没持续多久，危机就悄然而至。 1982年1月，全国范围内掀起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运动，“投机倒把”这个在计划经济年代最扎眼的罪名，成了悬在所有个体经营者头上的利剑。 受这一场针对民间经营者整肃风暴的影响，柳市直接把这八位生意最红火的“大王”列为头号打击对象，罪名清一色是“投机倒把、扰乱经济秩序、偷税漏税”。 1982年5月到6月，抓捕行动悄无声息地展开，没有通告、没有预兆，只有布控和追捕。 五金大王胡金林最先嗅到危险，被工作组约谈后他察觉形势不对，当晚连和妻子告别的话都没说，从抽屉里摸出早已备好的500斤全国粮票、2000元现金和身份证件，连夜逃出柳市。 午夜时分，警车呼啸着停在他家门口，最终扑了个空，两个月后，胡金林被公安部列为全国通缉的经济要犯，成了“八大王”里唯一在逃的人。 螺丝大王刘大源机警过人，在抓捕人员赶到前躲进了乡间隐秘处，颠沛流离近三年，靠捡拾食物、辗转躲藏度日，成了八人中唯一没被关押的。 剩下六位大王相继落网，矿灯大王程步青最早被捕，被五花大绑游街批斗，最终以未经核准登记、加价销售配件为由，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旧货大王王迈仟涉案金额相对较高，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是八人中刑期最重的。 目录大王叶建华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线圈大王郑祥青被羁押6天，退赔1.7万元后获释；合同大王李方平、电器大王郑元忠也先后被关押审讯，郑元忠累计被关押186天，审查期间因拒不认罪，还摔碎墨水瓶奋力抗争，他们的店铺被查封、货物被没收、银行账户被冻结，多年打拼的家业，一夜之间归零。 消息传开，整个柳市瞬间陷入死寂，家庭工厂纷纷停工，小作坊关门歇业。 而“八大王”的遭遇，更像一颗炸雷炸响在全国个体户的头顶，当时的社会上议论纷纷、声音嘈杂：有人跟着喊口号，说他们是挖社会主义墙角的“投机倒把分子”，是必须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 更多的普通百姓、乡镇企业负责人却私下叹气，说没了这些“大王”，工厂缺配件、百姓买不到日用小商品，日子都没法过；基层干部们更是心里犯嘀咕，明明是靠勤劳致富、填补市场空白，怎么就成了罪犯？ 全国各地的个体户纷纷停手观望，生怕下一个被批斗、被抓捕的就是自己，改革开放初期刚刚松动的经济氛围，一下子又紧绷了起来，“能不能做生意”，“该不该致富”，成了整个社会纠结、争论的核心问题。 这种震荡、困惑、忧虑、阵痛，持续了有小两年时间。 1984年，转机终于出现。 随着中央一号文件的下发，明确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跑遍温州各地，全方位调研后斩钉截铁地说：“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 在袁芳烈的推动下，这一年，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下达终审判决，撤销原判，宣告八大王全部无罪，当场解除对在押人员的关押，退还被没收的财物、解封被查封的店铺。 这起平反事件很快轰动全国，《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纷纷报道，各地纷纷效仿温州，“投机倒把”的旧标签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全社会终于达成共识：勤劳致富、合法经营，不该被指责，更不该被定罪。 风波过后，八大王的人生各有归宿，王迈仟于1995年因肝癌去世，年仅50岁，没能等到民营经济彻底腾飞的时刻；郑元忠后来创办庄吉集团，成了温州知名的企业家；胡金林远赴柬埔寨发展，涉足水电与森林开发；叶建华出狱后改开照相馆，再也没触碰过产品目录业务；其余几位也各自回归平淡，继续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回望上世纪80年代这一起著名事件，它是刻在改革开放史册上，最真实、最揪心也最有力量的一页，这是亲历者深切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