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绪是民国颇具影响力的军政人物，他出身湘军体系，是何健集团的核心骨干，官至国民党陆军上将，干过福建省政府主席。 1949年前后，身处历史的十字路口，刘建绪的挣扎与选择，很能折射出那个特殊时代里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复杂心态与无奈抉择。 刘建绪主政福建的时间长达九年，从1939年到1948年，在任期间虽有施政举措，却也因“永安大狱”、“军火案”等事件深陷舆论漩涡，逐渐失去蒋介石的信任。 1948年春夏，深感在福建已无立足之地的他，主动向蒋介石递交辞呈，辞去福建省政府主席一职，转任虚职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当时国民党政权已是风雨飘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接连失利，败局已定，刘建绪看清了时局走向，不愿再为国民党的覆灭陪葬，也无心卷入各方政治纷争。1949年7月，他索性携家眷离开大陆，前往香港定居，暂居自己担任大股东的湖南复兴银行香港办事处宿舍。 在香港，刘建绪深居简出，极少公开露面，一方面刻意与国民党在港机构保持距离，另一方面也对新生政权心存戒备。 当时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香港工委正全力开展在港国民党人士的统战工作，潘汉年、连贯等统战负责人通过湖南同乡、旧部等多条可靠渠道与刘建绪取得联系，郑重转达中央的态度：欢迎他返回大陆，参与新中国建设，对其过往历史问题秉持既往不咎、量才使用的原则。 周恩来总理更是专门委托程潜、陈明仁等湖南起义将领亲笔致信刘建绪，动之以乡情、晓之以大义，邀请他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或回湖南担任地方职务，承诺给予充分的尊重与生活保障。 面对大陆方面的真诚劝归，刘建绪并非毫无触动，他曾私下与友人谈及内地的稳定与建设蓝图，但早年多次参与“围剿”红军的经历始终像一块巨石压在心头，他固执地认为自己与工农红军的旧怨难以化解，更害怕回到大陆后遭遇清算，因此始终犹豫不决。 1949年8月13日，刘建绪与龙云、黄绍竑、刘斐等四十四位国民党军政要员，在香港联名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声明，公开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政权，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表态支持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与新政协筹备工作。 这一通电起义的举动在香港军政界引发轩然大波，却也让他瞬间陷入了双重绝境。 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对其“背叛”行为恼羞成怒，李宗仁的广州国民政府当即宣布将其开除党籍，远在台湾的蒋介石更是直接下达通缉令，将他列为重点清算对象，国民党保密局驻港特务随即将他列入监视与暗杀名单，其住所电话被全程监听，日常出行有特务贴身尾随，甚至多次收到带有血腥恐吓意味的匿名信件。 另一方面，刘建绪内心的恐惧与矛盾愈发深重，即便大陆的劝归大门始终敞开，他也因放不下历史包袱，始终不敢迈出北上的脚步，在香港的处境愈发孤立艰难。 1949年9月19日傍晚，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爱国民主人士杨杰在香港湾仔轩尼诗道友人寓所被保密局特务残忍暗杀，杨杰本已计划从香港北上北平参加开国大典，却在港惨遭毒手，这一事件成为压垮刘建绪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彻底打破了他在香港的苟安生活。 消息传开后，所有在港的反蒋军政人员人人自危，刘建绪得知消息后彻夜未眠，惊恐万分，他清楚自己的通电声明早已激怒台湾当局，随时可能成为下一个暗杀目标。 为了保命，刘建绪紧急从复兴银行宿舍转移至香港郊区的隐蔽住所，同时开始全力变卖资产，筹集流亡海外的资金。 他将目光投向了自己手中最具价值的湖南复兴银行香港办事处，经多轮议价后，最终以十六万港币（含一万港币房屋家具费）的价格，将办事处连同牌照一并卖给南昌来港的投机商袁德泉，这笔资金被他分存至香港多家外资银行，成为日后流亡海外的全部依托。 在此后的一年多里，刘建绪在香港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既不与大陆亲友主动联系，也拒绝任何政治团体的拉拢，在恐惧与彷徨中苦苦等待离开的机会。 1951年初，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局势发生变化，刘建绪认为短期内再无返回大陆的可能，最终做出了妥协性的抉择。 当年2月，他在香港《华侨日报》等主流报纸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公然否定此前的起义声明，向台湾当局低头示好。 这一委曲求全的行为换来了台湾方面的默许，他顺利拿到了前往海外的护照。 1951年3月，刘建绪变卖了复兴银行的全部剩余股权，携家人从香港出发，经马尼拉、旧金山中转，最终抵达巴西圣保罗，彻底告别了故土与政坛，开启了异国流亡生涯。 其子刘剑学曾回忆，刘建绪在巴西的生活简单又孤独，终日沉浸在对家乡的思念之中，再无半分昔日高官的意气风发，即便晚年思乡心切，却再也没有勇气踏上回归之路。 1978年3月22日，八十六岁的刘建绪在巴西圣保罗因病离世。 临终之际，他紧紧攥着儿子的手，留下遗愿，希望日后有机会能将自己的遗骨送回醴陵，葬在老家的山上。 有人评价这位民国大佬，魂归故里的遗愿虽然最终没有实现，但他的生存之智，尤其是大浪之中驾船的功夫，还是值得后人去品的，毕竟那是一个扁舟靠岸艰难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