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军侵华，有几个点长期都被国人或者公知有意识忽略：日军不是在战事紧张遭遇严重抵抗的情况下才被迫使用毒气弹，而是从一开始就使用。 不仅仅是针对前线部队，对于后方平民哪怕是己方占领区没有游击队的平民也是无差别使用，很多人压根不知道，这不是所谓的“战争时期的极端情况”，而是系统性的施暴。 影视剧里我们经常看到中日两军正面对峙，日军挥刀冲锋，高喊口号，偶尔用冷兵器肉搏，仿佛那场侵略战争是一出血腥但“光荣”的大战。 但真正的历史中，情况远没有那么“军事化”或者“规则”可言。日军使用毒气弹，根本不是什么临时决定，更不是“被迫手段”。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中国东北、华北战场上日军已经开始有序地使用包括催泪毒剂、糜烂性毒气、窒息性气体等多种化学武器。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1937年淞沪会战，当时日军不是偷偷摸摸地使用毒气，而是明目张胆、成建制地投放。 在烟雾弥漫中，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被迫撤退，甚至因为带着防毒面具都扛不住，而更恶劣的是，毒气不是只用来打中国军队，它更多时候是被拿来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比如说在一些早已被占领的区域，即便没有任何抵抗力量，只要情报不明，遭殃的就是村民。有些地方根本没有发生战斗，只因为“清理有潜在抵抗可能”，日军就用毒气攻击。 这些毒气的使用从来不是临时起意，更不是某些史学界“洗地者”说的什么“极端策略”，它是系统性的，属于日本军队正规战术体系的一部分。 这才是真正让人后脊发凉的地方，很多国际资料其实都有记载，甚至在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文件中这个部分也有所体现，只是我们普通人对这些信息接触得太少了。 就像后来的731部队实验，它们和毒气弹的使用背后，是一整套恐怖的“技术手段系统”，不是混战状态下的压迫性反击，而是一种类似国家恐怖主义的运作方式。 那么说到731部队就不得不提中国战场上的生化武器问题，很多人一提“大屠杀”就想到南京，但实际上，从1931年开始直到抗战胜利，日军对中国民众的杀戮是整体蔓延式的。 黑龙江下边的小县、湖南的大山、安徽的村庄，各种有据可查、有名单支持的大清洗、大屠杀遍地存在。 比如“无人区”政策，就是在华中、华北实施的一种策略，不仅不让中国军队驻扎，连原本就住在那里的老百姓，也要被赶走甚至全村杀光。 因为日本不想在后方留下哪怕一点“隐患”。 化学战与生物战最大的不一样就在于，化学战还有点“战场痕迹”，而生化武器的实验，几乎都是在暗地里进行。 鼠疫、霍乱、炭疽、日本脑炎……这些病毒，很多都是通过粮食、水源、衣物传播。 他们给被活体实验的人种病毒，最后一总结，“中国人更适合当实验品”，这多少带着一种赤裸裸双重标准的种族歧视。 可怕的是，当年米国在太平洋战场上取得主动权后，日本一度提出是否要在关岛等地使用细菌武器，但因为担心美军报复，最终选择放弃。 说白了，日本这些疯狂手段只敢拿弱国来试，恰恰证明了它们本质上就是欺软怕硬。 这些年一直有人在提“武士道”，说日军有纪律、有荣誉，但实际情况所谓武士道不过是战后日本为了给自己洗白搞出来的一套叙事。 真实的战场上，他们行为之下作、残暴、无底线，远不是所能完全还原的，在我国华北，日军经常逼迫村民做“活盾牌”，把妇女、孩子赶到前方挡枪，然后自己躲在后方，顺势推进。 还有一种情况，他们在反“扫荡”的时候，会准备“诈降”。 伪装放下武器、丢弃旗帜，一旦我国八路或新四军靠近，他们立刻开枪偷袭，这种战术，在河北、山西、山东都出现过不止一次。 当年美军在审问日军战犯时，很多人毫无悔意，他们不觉得自己毁了多少生命，只担心自己的实验成果被美苏共享比例不平衡。 更讽刺是，战后米国通过“纸夹行动”等悄悄将部分731部队的信息、医生带回本国，用于发展冷战中的医研资料。 这种背后交易，让我们对日本的罪行，更需要用我们的记忆系统去固化和传播。 今天我们所说的“铭记”，不该只停留在每年的纪录片和课本里，也不该继续被一些文艺作品带着滤镜去“包装”。 日军没有什么贵族气质，没有什么武士荣耀，更没有所谓被逼走投无路的苦衷。 他们是一部没有底线的战争机器，是秩序下的暴徒，是把科学转化成灾难手段的国家恐怖团队。 侵华战争远不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入侵，而是一次有组织、有体系、有计划的杀人实验场。 愿我们不只是追悼历史，更要看清历史究竟被谁掩盖，又被谁歪曲。 因为忘记的成本，是未来可能再次被羞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