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9岁的段奕宏孤身去北京考试。在火车上时，人贩子盯上他，趁他下车前抓住他不让走。 1992年的北京火车站，空气里大概混杂着煤烟、汗酸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躁动，在那个人潮汹涌的站台上，一只成年男性的手，像铁钳一样死死扣住了一个少年的手腕，少年叫段龙，也就是后来的段奕宏。 那年他十九岁，口袋里装着在伊犁果脯厂做苦工换来的钞票，脑子里全是关于中央戏剧学院的幻梦，对方不是什么星探，是个人贩子，这大概是段奕宏人生中最接近深渊的一秒钟，那个自称“商人”的中年男人，撕下了在火车上温情脉脉的面具，不再提什么“采购商品”。 而是要把这只从新疆飞来的雏鹰，生拉硬拽进某个不知名的黑工厂，如果不是那个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喊声一声炸雷般的“段龙”吓得歹徒松了手，今天的华语影坛恐怕会少一位影帝，而当年的社会版面，或许只是多了一行关于失踪人口的冰冷铅字。 90年代初，那是个野蛮生长的年份，1993年的中俄列车大劫案就在转角，荣昌甚至爆出过团伙拐卖案，连那个叫彭洪菊的人贩头子最后都被同伙卖了，在那种治安真空地带，一个单身远行的西北少年，就是猎物。 段奕宏在火车上的嗅觉救了他，当那个男人过分热情地递来食物，絮絮叨叨地套近乎时，一种本能的寒意让段奕宏哪怕扛着行李也要换车厢，这种对危险的病态敏感，后来成了他表演里最迷人的特质。 你看他在《烈日灼心》或《暴雪将至》里的眼神，那种神经质的紧绷，或许早在那个惊魂未定的站台上就埋下了引信，逃过一劫的段奕宏，并没有迎来鲜花，等待他的，是另一种形式的“社会性暴击”。 从新疆伊犁到北京，三千多公里的物理距离，远没有阶层的鸿沟难跨越，为了攒路费，他在家乡的果脯厂当过工人，那是个什么地方，高温蒸汽熏着，每天像机器一样重复劳作，累得直不起腰。 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工人，父亲退休，母亲操持家务，他们眼里的好日子是“找个班上，娶个本地媳妇”去北京演戏，那是痴人说梦，但段奕宏就是这股犟脾气，母亲哭着给他收拾行李，他硬是头也不回地走了三次，前两次考试，中戏的大门对他紧闭。 理由残酷而直接：形象不够好，口音太重，这简直是对基因的羞辱，没人知道他在第二次落榜后是怎么熬过来的，他在当地找了个老话剧演员，死磕基本功，像个苦行僧一样练发音、练形体，等到第三次终于以高分撞开中戏大门时，他以为自己赢了。 结果，大学生活成了另一座炼狱，在90年代中期的中戏校园，段奕宏是个不折不扣的异类，周围是衣着光鲜的城市同学，嘴里说着标准的普通话，谈论着他听不懂的时尚，而他，穿着旧衣服，一张嘴就是一股“羊肉串味儿”。 “外星人”这是同学给他的绰号，这种由于地域和阶层带来的自卑，像一把钝刀子在割他的肉，他想过退学，想过逃回伊犁，但他最后选择了一种近乎自虐的报复方式：练。 既然别人看不起我的口音，我就对着墙练，对着镜子练，直到舌头麻木，既然别人嫌我土，我就把基本功练到谁都不敢忽视，在这段灰暗的日子里，陶虹是唯一的光源，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想象，当年的陶虹是班长，是那种阳光得让人不敢直视的女孩。 而段奕宏，是躲在阴影里的自卑男，起初陶虹也笑过他的口音，但很快，这个聪明的姑娘看懂了段奕宏骨子里的那股劲儿，那是大二的除夕，别的同学都回家了，段奕宏为了省路费留在学校，陶虹知道了，二话不说把他拽回自己家吃年夜饭。 那顿饺子，段奕宏记了三十多年，在那个寒冷的冬夜，陶虹一家人的接纳，不仅填饱了他的胃，更缝合了他破碎的自尊，这种情谊甚至延续到了毕业后，陶虹成名早，每次聚餐都抢着买单，从不让窘迫的段奕宏难堪。 这种不对等的施予，如果没有极高的情商和善良，很容易变味，但陶虹把它处理成了最自然的战友情。信息来源：澎湃新闻；一言难尽段奕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