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 年，北大教授季羡林听说妻子彭德华要来北京，连夜把家里的大床换成了单人床，当着邻居的面撂下狠话：“我就是死也不和她睡！” 谁也没想到，这张单人床后来摆了三十年，直到彭德华走了都没再合起来。 童年寄居在济南叔父家，让这个孩子很早就明白寄人篱下的滋味。叔父严厉，婶娘淡漠，饭桌上永远区别对待，这样长大的季羡林，对所谓家和亲情始终抱着疏离态度。 成年后婚事轮到自己，心里倾向的是彭家二姑娘，家里却一句话把彭德华指给他。彭德华大他四岁，没念过几天书，从小按童养媳的规矩养着。 婚礼办了，两个人便像被拴在一条绳上，一个埋头读书，一个低头干活，日子安静却淡漠。 1935年，季羡林拎着皮箱登上开往德国的火车，身后是抱着三个月大孩子的彭德华和怯生生的小女儿。车一启动，十年光阴就此划开两地。 济南老屋里，彭德华撑着一个家，面对街坊闲话和两个没见过父亲的孩子；德国哥廷根大学里，季羡林泡在汉学研究所，身边是梵文古籍和金发秘书伊姆加德。 莱茵河畔的散步、深夜桌上的一杯热可可，让这位东方学者第一次在异乡感到被温柔以待。回国前收到的一张照片，被小心夹进行李，背面那句等信的话，却从未得到回应。 1946年秋天，济南站台上再见时，两个人已经不再是当年那对新婚夫妻。彭德华衣裳洗得发白，眼角皱纹加深，伸手想接箱子被丈夫侧身避开。 墙上的奖状说明她守住了这个家，季羡林鼻子一酸，却选择沉默。当天晚上，一个人抱着被子睡到外屋长凳，自称赶写论文，从此同屋不同床。 之后多年，彭德华天不亮就起床烧火，端水、送饭低着头绕着丈夫走，有心缝补衣服却换来剪刀拆线，灶台上的粥一熬就是一股糊味。 转折点落在北大分房那几年。1961年搬家前，季羡林抢先让工人把双人床拆成两张单人床，一张留在卧室，一张塞进客厅角落。 彭德华提着包走进北京的家，看见那张孤零零的床板，嘴唇动了动，还是把怨气一口吞下。从那以后，客厅草席成了彭德华的地盘，卧室书桌和单人床成了季羡林的世界。 邻居看不懂这一家，他却理直气壮说做学问需要安静。感冒发烧时，彭德华半夜熬姜汤端到床边，被嫌烦一把打翻，姜汤在地上冒着热气，眼泪在抹布上染出一圈圈水痕。 这张单人床最终不仅隔开丈夫与妻子，也隔开父亲与儿子。季承从小时候不熟悉父亲，到长大后目睹母亲睡在客厅草席，心里那股怨气一点点积累。 姐姐重病时，父亲只在病房露过几面；母亲去世时，丧葬费四万，季羡林只掏两万，说夫妻分床一辈子，钱也该对半。 那一刻，季承把钱摔回桌上，喊出这是亲娘，不是账本里的一项支出。从此父子十多年不相见。季羡林在书斋里继续写文章，外界仰望的是学问，家门背后却是一片冰凉。 真正的和解来得很晚。2008年，九十多岁的老人躺在病床上，三岁曾孙奶声奶气的一句太爷爷，让浑浊的眼睛重新有了光，干枯的手指紧紧握住那只小手，眼泪悄悄滑下。站在床尾的季承，哽咽着终于喊出那声爸。 半年后弥留之际，季羡林从枕头底摸出一张旧照片，一边是年轻时抱着婴儿的彭德华，一边是莱茵河畔笑着的伊姆加德。嘴里那句德华对不住，既像说给走了一辈子却没得到完整家的妻子听，也像说给自己那颗一生学问通透却在人情上打结的心听。 整理遗物时，从木盒中翻出的斑驳打字机和一沓从未寄出的信，把这一生的亏欠写得明明白白。一个人在老家风雨里守着家，最终睡了一辈子客厅草席；一个在远方等着回信，却只收下了一箱未寄出的情绪。 季羡林那些关于印度学、吐火罗文的著作，会被后人当成学术里程碑；而那张三十年不挪窝的单人床，与床边沉默着来来去去的身影，则提醒人们，学问可以高冷，人心若太冷，终究要在告别那一刻，用迟到的两句对不起偿还。
